上市公司的高压线

市场已经如惊弓之鸟。这边厢2009年上市公司的年报公布尚未过半,那边厢便已经先后曝出两家公司涉嫌内幕交易。

先是卧龙地产在1月15日披露年报高送转方案前便出现股价连续的上涨,紧接着三安光电也传出利好被提前透支,涉嫌内幕交易。

记者发现,从2009年12月中央调控楼市的政策连续出台后,卧龙地产便走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立行情”,股价不仅在新年首日跳空高开大涨6.25%,而且在随后的几日中,几乎都出现了不小的涨幅,披露消息前一天的1月14日,更是大涨了8.46%,而这其中包括嘉实旗下的多只基金居然都已经提前进入了卧龙地产。

无独有偶的是,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三安光电的股价连续上涨了九成,在市场普遍流传公司10送10的高送配时,三安光电却反常地继续坚持这一送配方案,显然,在云雾缭绕的资本市场,涉嫌消息走漏、内幕交易在上市公司中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对此,智维律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上市公司涉嫌内幕交易实际正是操纵市场的表现。

“所谓操纵市场,指的是背离市场自由竞价和供求关系原则,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影响证券市场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制造证券市场假象以引诱他人参与证券交易,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的行为。”上述人士告诉记者,而随着近年来资本市场的不断繁荣和全球证券市场的一体化,市场操纵的手段和方式正不断进行花样翻新,金融衍生品的迅速发展也使得相关部门的市场监管变得越来越艰难。

“但是侥幸逃过并不意味着永远不被发现,作为上市公司,一旦被发现操纵市场,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为此承担相关的法律风险和对管理人员的惩罚,严重的甚至威胁到公司的发展存亡。”

康达尔:从上市公司到坐庄大户的陨落

原本一家普通生产鸡饲料、饲养家禽的国有供给型公司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家上市公司——这就是康达尔公司（000048,中科创业的前身）。

于1994年由深圳市龙岗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的康达尔公司,在当年公开向社会公众募集面值1元的2180万股普通股改组成股份公司后,便在1994年11月1日于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了。

上市的成功对于康达尔来说多少有些意外,因为公司落后的企业管理制度已经成了这家传统公司令人无法回避的诟病,也因此,在证券市场不够成熟的氛围下,康达尔的一夜暴富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找不着北了,由此也走上了自己坐庄的道路。

1997年,当来自香港的“禽甲型H1N1流感”使康达尔数以万计的鸡瘟死在香港、股票狂跌时,深圳炒股大户朱焕良的几亿资金开始被深套其中,事实上,朱焕良持有康达尔公司的股票并非偶然,两家早有渊源,上至康达尔的管理层下至公司员工,朱焕良都相当熟稔,不少员工甚至亲切地称他为“朱大户”。

也正是因此,朱焕良通过上千个个人账户,掌控了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康达尔公司90%以上的流通盘,而当时康达尔的流通股占了该公司总股本的29%。所以此时的康达尔公司名义上为上市公司,有着一套公司治理的花架子,但实际上公司管理层早已将公司交给了资本市场的玩家。

不过在1997年被深套后,朱焕良便开始走投无路,1998年,他赴北京寻找更大的庄家——吕梁帮助其解套,他的登场实际也宣告,从他开始,整个中科骗局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在朱焕良的请求下,吕梁很快和他达成了一致,并组织资金接下朱焕良手中50%的康达尔流通盘,而朱焕良则配合吕梁长期锁仓,帮其购入康达尔部分国有股以实现对公司的控制和重组。

从1998年底至1999年5月间,吕梁与中科创业前庄家朱焕良联手,大规模倒仓,从朱焕良手中将3000万股康达尔股票,以约定的每股13元左右的价格,在半年之中倒入自己所控制的“80％由营业部提供的”上千个账户中。此后,在朱焕良的密切配合下。1999年4月和5月,吕梁又安排机构资金,两次收购了康达尔34.61%的国有股。由此,他安排的人手也终于在康达尔董事会的11个席位中占据了7席。至此,整个操纵市场行为完成了第一步:建仓与控股。

智维律师观点:无论是直接交易还是影响自己的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价格,这种做法在公司法或是证券法中都是被绝对禁止的,而康达尔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却恰恰两点都碰触了,这无异于一场危险的双簧表演。

康达尔向吕梁转售股份达到34.61%,而其公司内部董事会、股东会等机关却几乎全部按照朱焕良的命令行事,轻易地将公司控制权交给了没有过深入洽谈、没有实际投资动机、没有具体经营背景的自然人吕梁旗下,也是上市公司高管层的极大失职,如此主动地、不负责任地引入毫无经验的庄家控制公司,不仅高管层将会触犯公司法的勤勉、尽职性要求,也会给公司本身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

中科创业:合法外壳下的内幕交易

在拿到了康达尔的控制权后,吕梁开始了大施拳脚的过程,康达尔也由此开始了土鸡变凤凰的路途。

1999年12月,康达尔先是更名为中科创业,然后从1999年底到2000年短短的一年中,多达二十几次的重组消息频频出现在中科创业的公告上,这些“重组”计划,涉及了农业科技、生物科技、医疗器械等等各种高端领域,并被各种投资分析师、分析报告、分析机构转炒一遍,于是,一年的时间,改名换姓后的康达尔便树立起了自己的“高科技”形象——中科创业。

可惜的是,这些在当时看上去很美的重组计划,实际上仅仅是吕梁为了操纵二级市场股价而虚构出来的,除了苜蓿项目已经投入100万元毫无收益预期外,其余的重组计划没有一个最终得以实施。

在不断放出这些“假消息”的同时,吕梁所率领的团队开始操纵二级市场股价。吕梁通过手下指挥分散在上百个证券公司营业部中的操盘手,在上千个账户上进行大规模股票对倒,并在这些账户之间不断地进行买入卖出交易,制造虚假繁荣、推高股价。而中科创业股价也在经过1999年5月后的“5·19”行情及2000年2月后的春节行情后,一跃迈上了80元的台阶,并被认为是中国股市首只百元股的热门候选。

值得注意的是,吕梁团队要撬动中科创业的股价,必须在那些千百个对倒账户中注入大量的真金白银,而这些资金最后居然是羊毛出在了羊身上。记者发现,吕梁做庄最初的启动资金来自最早一笔277.9万股的中科创业股票。在吕梁与朱焕良于1998年12月订立联手协议后,吕梁就利用这一笔中科创业股票于1999年1月融资约6400万元;然后用融得的资金继续倒入中科创业的其他流通股,然后再继续“融资”,如此循环反复,便成功地将中科创业的股票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大厦的倒塌往往从内部开始,就在吕梁打造百元股指日可待的时候,团队内部却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前兆。2000年5月,朱焕良没能经受住已攀至顶峰的股价诱惑,毁约套现10亿余元外逃海外,由此打乱了中科创业整个市场操纵商业计划。

随后中科创业内部由于老鼠仓密布,“融资”操作也难以为继,最终在朱焕良釜底抽薪、老鼠仓不断蚕食的情况下,吕梁团队资金枯竭,无力支撑股价,中科创业也从2000年12月25日开始连续9个跌停板,股价从33.59元一路下跌到11.71元,50亿元市值几乎瞬间便烟消云散,一个人为创造的中科神话就此轰然倒塌。

智维律师观点:从上市公司的角度总结中科案,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吕梁并不是所谓的资本大鳄。吕梁团队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横行于证券市场,少不了000048（先是康达尔,后改为中科创业,现为ST康达尔）这家上市公司给予的大力“协助”。

而纵观整个中科创业的所有操作手法,几乎囊括了证券法与刑法上所有的非法操纵市场行为:比如康达尔前期与朱焕良的合谋操作,就是利用公司内部信息优势、庄家资金优势非法操纵市场行为;而朱焕良和吕梁的倒仓互换,则属于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影响证券走势行为;而吕梁在包装后的中科创业“重组”过程中,指挥上千账户的对倒,是明显的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行为。

除此之外,其他辅助性的融资行为、控制其他股票形成庄股网络,以及内讧之时中科内部的老鼠仓等行为,也都是违反公司法、证券法的侵害公司、股民利益的不法行径。

智维律师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从康达尔的案例不难看出:企业股价的提升和投资的回报,是要以企业的真实营利状况为依据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或是自己组织操纵,或是与他人相勾结,不仅严重违背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特定的责任与义务、损害了上市公司的利益,而且还严重威胁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公司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为此,上述人士特别指出,上市公司应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机构,加强对控股股东行为及高级管理人员群体行为的约束,严禁其从事针对本公司证券的操纵行为,以此来避免上市公司成为少部分人谋取私利的工具,触发操纵市场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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