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金融监管新规下银行业走向分析

从宏观来讲，监管新政是银监会依法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银行贷款风险监管制度的系统化调整与完善，促进贷款业务的健康规范发展；有利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贷款的精细化管理，促进公平竞争和科学发展；有利于规范和强化贷款风险管控，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支持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那么中国的银行业应该如何理解和回应监管新规，实现科学发展呢？我们有幸请来了多位业内专家，共同畅谈监管新规下的中国银行业走向，本次论坛由高广春主持。(按嘉宾发言顺序编排，嘉宾观点只代表其本人，与其所在单位无关)

邹平座：警惕三大风险

中国自2009年上半年逐步走出金融危机，但形势不容乐观，特别是现阶段各方面矛盾非常突出，理论、政策、民间等各种观点相互矛盾，宏观决策上也存在一系列的困难。本人将存在的困难归纳为三大风险： 第一个风险是理论风险。本轮危机总结起来，验证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存在系统性的错误。这也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理论根源，但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点，甚至还跟着他们后面走。为什么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存在系统性错误呢？因为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根据效用价值论，完全是主观定价模式，对价值评估存在非常大的偏差。这是经济产生泡沫的根源，也是许多企业和国家在国民经济发展方向上一味追求过大消费、追求快乐，导致近一个世纪经济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我国不能在调控的过程中过多地追随西方理论、过多强调总需求管理。根据吴敬琏先生早期的观点，要把总供给管理和总需求管理密切结合。总供给管理主要是强调效率、强调机制、强调科技、强调创新，从供给方来对经济进行优化。我们此次摆脱危机，主要是中央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总供给管理措施，但仍然有很多困难，比如银行信贷在总量上试图控制在一定的水平。可以说这轮控制可能使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甚至恶化。很多资金从正常渠道走向偏路、旁道、黑道。这样不但没有增强整个金融资源的稳定性，还可能引发不好的结果。例如资金大量涌向少数央企，而大量的中小企业却没有资金。 第二个风险是政策性风险，由理论而形成的一些政策性风险是我们应该高度关注的。我本人始终在关注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国的统计数据的真伪。很多人搞数量经济学研究，凭数据决策。但我们国家的GDP到底是多少却很少有人能够解释清楚。根据我本人的判断，我国的GDP可能被严重低估，这是我国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统计制度造成的。如果这样的话，问题就大了，可能我们判断的流动性过剩是错误的，可能我们控制的信贷总量是错误的。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的M2/GDP是在190%左右波动，而全世界的平均数据是55%到57%之间，剔除货币流动速度因素(中国的货币流动速度没理由比发达国家慢两三倍)，可以看出中国的GDP可能被严重低估而不是高估。中国众多的中小企业没有被统计进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什么说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政策性风险呢？因为数据统计准确与否决定了政府决策的正确与否。如果我们对经济总体判断不准确，就会在经济上出现削足适履，对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2010年最应该防止2007年四季度到2008年初的情况，现在已经出现这种苗头，如果统计数据不接受客观的判断，就会做出错误决策，就会出现问题。 金融工作的重心应当更多地转换到结构上来，转换到金融发展方式上来，转换到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上来，而不是整天盯着利率和准备金率。我本人曾写过一篇文章——“流动性相对过剩，风险与机遇并存”，其中谈到金融在三个通道上是堵塞的。第一是银行信贷渠道不通。银行求着央企贷款，小企业却贷不到款，包括像吉利汽车这样的民营企业贷款依然困难。第二是资本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移植的东西，是从西方直接嫁接到国有经济基础上的，很多血脉都没打通。由于资本市场层次不多、深化不够，导致效率不高。第三是国际、国内的通道也是不通的，长期的双顺差导致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也是引起流动性过剩的原因。这些堵塞加重了资源配置的两极分化，使中国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而大量的资金操控在央企手中。 第三个风险是对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判断失误。回想中国几十年改革路径，在20世纪80代末期，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已经病入膏肓，通胀已无法治理。那是什么动力使得中国进行了20年的飞速发展，实现中国崛起的呢？实践证明最能吸纳过渡流动性的就是房地产和资本市场。后来几年我国启动了住房改革，启动了产权改革，让这两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购买力，同时也让人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拉动整个产业变革，拉动经济增长，使经济保持了高增长与低通胀。但到了2010年，这两大市场却饱受指责，甚至一些西方人说中国泡沫不可救药。那么这两个市场应该如何发展？我认为要进一步扩大这两个市场的空间，把它由“小池子”的变成“大池子”——这当然涉及大量的改革——最后变成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蓝海”。可以说这两个市场的发展与壮大，对中国未来20年持续的高增长和低通胀将发挥重要作用。如果过度打压房地产行业，经济可能出现二次探底。 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许多民生问题受到了关注，需要综合地看待，如果不妥善解决将导致危机。认真反思会发现美国两次大危机都是民生问题造成的。1933年美国农产品价格很低，农民游行示威，要求美国封锁欧洲粮食向美国的进口。时任总统胡佛随后出台了农产品关税法案，而法案公布后，欧洲也对美国进行了封锁，导致经济链条断裂。2006年的次贷危机是源于当时美国出台了美国金融服务法，要求银行给那些买不起房的人贷款——这个法案原本也是照顾民生。现在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好多领域也出现类似的问题。民生是需要的，但是要逐步由财政转移支付解决，而不能过度。现在需要高度关注的是中国决不能因为民生问题使市场经济改革出现逆转。市场经济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的民生。 面对这三大风险，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对策呢？正如我在给一家杂志的新年寄语中所说的，叫“发展发展再发展”。第一个“发展”的意思是，在发展中退出，确立以进为退的战略。其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很明确了退出的战略，要进行结构性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结构上、增长方式上和创新上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退出。任何过度紧缩的退出战略，将来都要犯历史性错误。如果紧缩使生产力下降、生产要素萎缩，就可能出现紧缩性泡沫。第二个“发展”的意思，就是要创造新的就业，新的技术和新的能源，为未来发展拓宽空间。中国的未来只要生产力的发展和GDP增长同步，且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就不存在泡沫。“再发展”的意思是，中国要站在全球的视角，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主要是在一些金融战略上不能上当，这方面很危险。现在中国经济国际化进展在加速，我们还有两大化的发展空间：城镇化和国际化。必须在全球金融市场上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重要的突破。2010年两会上胡总书记的讲话切中要害，他抓住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要求抢占“经济制高点”。由此，2010年或更长的时间，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赵志宏：精益化服务时代来临

分析2010年以后银行业的发展要综合考虑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监管新政的推动。例如“三个办法一个指引”对促进商业银行信贷全流程精细化管理具有划时代意义，重点在于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测算借款人的营运资金需求，审慎确定借款人流动资金贷款的授信总额及具体贷款的额度，强调对流动资金的支付和贷后管理，加强对回笼资金的管控。又如“关于2010年大型银行监管工作的意见”对促进大型商业银行稳健经营、信贷结构优化和业务流程再造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最具有新意的是要求大型银行通过加强程序控制和流程再造稳步推进流程银行建设，通过加强市场需求调查、客户满意度调查和妥善处理客户投诉等措施提升客户关系管理水平。这些监管新政肯定会对银行经营管理模式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客户需求的驱动。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4000多万中小企业中的90%有信贷需求，而有信贷需求的企业中有70%没有得到满足；金融服务对民生领域、“三农”领域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还很低；很多客户要求银行简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例如客户抱怨银行网点排队等待时间太长、信用卡发卡和开卡速度太慢、贷款申办手续太多、还款通知不够人性化等等。商业银行必须妥善平衡好加强风险管控和提升服务效率的关系。 三是信息技术的拉动。适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转变银行发展方式必然带来银行业产品创新和流程再造的一系列波动。基于互联网应用聚合平台的金融服务创新正方兴未艾，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金融服务商业模式创新的前景也已现端倪，从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联的近期举措，可以看到手机支付等跨领域金融服务渗透已经开始；而近日阿里巴巴拟投资“星辰急便”的信息，意味着基于“云计算”的“云物流”、“云外包”将为全物流金融服务创造新的商机。 综合起来看，我认为2010年以后银行业的发展的主题词将是“精益化服务时代来临”，这里有五个方面的变化值得期待： 第一是更精准的市场定位。目前银行产品服务同质化的重要原因是在客户细分和目标市场定位方面还有待深化，缺乏根据目标客户需求匹配相应产品组合和渠道服务，当然这需要充分运用“客户之声调查”和数据挖掘进行融合分析评估。在公司业务领域，对产业链、核心企业上下游企业集群的整体调查评估，将会大大提高银行做出风险判断和制订营销方案的质量与效率。在零售业务领域，已有国内银行在使用申请评分卡和行为评分卡实现个人贷款、信用卡授信预审，数千万的客户已经从中受益。更精准的市场定位对提高银行风险防范水平和服务效率将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是更主动的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银行要更主动地调整业务结构。例如在客户结构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民生领域、服务业、“三农”、个人消费金融服务的比重。又如在产品结构方面，一些国际领先银行中间业务收入有40%来自供应链金融服务，而目前国内银行商业银行一般性流贷占比过大，流贷占用期偏长，流贷用途管理欠精细，贷款对中间业务交叉销售的带动作用还远远不够，应进一步加大供应链金融、贸易融资等产品的比重。 第三是更精细的流程管理。银监会“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最关键的影响在于信贷全流程精细化管理。首先是应将更精细的信贷政策嵌入信贷流程，包括什么样的客户能够做一般性的流贷，什么样的客户应该做贸易融资，什么样的客户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担保方式。其次是将更精细的产品政策嵌入信贷流程。商业银行制订流贷办法实施细则还有很多细节需要研究定位，譬如对于借新还旧、以贷还贷的用途控制，对于集团客户和小企业流贷的差别化安排，贸易企业和制造业又如何区别等等。要通过将信贷政策和产品政策嵌入流程，促进银行前中后台即清晰分离又相互衔接的流程化作业，实现专业、专注基础上的协同；而不宜因监管趋于严格就随意加长业务操作链条，加多控制锁链。事实上，“简化其表、精密其中”的专业化、精细化才流程银行建设的精髓。 第四是更便捷的客户服务。尽管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谈判地位不同，但显然也有共同的需求：即更简洁、更清晰、更迅速、更透明的银行服务。举个例子，现在绝大多数银行的贷记卡都是在受理审批两周甚至三周后才能到客户手里，客户很有意见。目前已有国内银行在上海几个大型商厦推出了“信用卡即时发卡业务流程”，派驻商户的银行销售代表配发带有3G功能、内置摄像头的上网本，在半小时内完成摄像、填制申请表、申请表传送银行卡中心审批、回传确认码等操作，客户收到确认码之后，就可以当场在实现商户分期付款刷卡消费。正常卡片依然是在两周左右寄到客户手里，持卡人才可以到其他商户去消费。这是依托流程优化促进守正出新，有效平衡信用卡风险控制与服务效率的典型案例。类似的方式在美国十年前就已经存在，叫“当时发卡(on sight)”。尽管当时的技术条件不像现在这样先进，没有上网本，但他们通过复写纸和电话也能实现快捷的服务。很显然不能将“以客户为中心”和“监管精细化”割裂来看，而应综合消化运筹，以有效提高客户满意度和价值创造能力。 第五是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例如产品服务定价效率，银行应在客户分层、需求分类、风险预估、投入产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自己的价值客户，根据价值的不同进行差别化的贷款和配套金融服务定价。又如产品服务定位效率，目前一些银行人员仅仅是给客户推荐最简单的一般性流贷，一方面是可能不适应客户真实需求，另一方面对中间业务带动作用很少。银行需要抓住监管新政出台的契机，在提高金融服务投入产出效率方面挖掘潜力。 总之，对于监管新政的影响不能孤立看待，不宜大而化之，笼而统之，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出发，通过转变银行发展方式，迎接精益化服务时代的来临。 (作者单位：中国建设银行产品与质量管理部) 党均章：银行监管的三个核心及其影响

2010年的银行监管新政主要有三个核心：第一，监管部门要坚守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底线，即对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和损失准备充足率的监管。第二，加大力度监管商业银行的六大风险，包括产能过剩等，其中流动性监管和政府平台贷款监管成为重中之重。第三，严格执行“三个办法一个指引”，主要落实在贷款资金去向的监管上，这是中国银行业信贷业务管理中里程碑式的变化。 这三个方面的核心要点将对中国商业银行在2010年的经营管理起到非常大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监管新要求使商业银行的资本压力凸现。资本在银行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作用，它对商业银行经营规模的约束效应，特别是对高耗费资本的信贷业务的约束作用开始显现。要符合监管风险的底线并维持相应的资本充足和损失准备充足，各家银行都在千方百计地调整信贷存量，优化信贷增量，而资本在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资本的有限性和商业银行扩张业务无限性的矛盾开始表现出来。除此之外，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长效机制的建设问题也已经迫在眉睫。当资本运用效用最大化后，要进一步拓展业务规模，必然会受到资本筹集的影响。如何有效建立资本补充机制已经成为各级、各类银行都要思考的问题。 其次，监管新要求使商业银行的贷款资金用途管理风险加大。“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是监管者2010年的核心工作之一，要求各商业银行必须贯彻执行。但商业银行在执行的时候却面临很多无奈，“三个办法”能否落地，如何落地，是商业银行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关于固定资产贷款办法，如果真正能够落实到位，对商业银行固定资产贷款风险的防范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多现实问题是较难解决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这是致命性的问题。在很多中小企业以现金交易为主导时，“办法”强调贷款资金向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操作难度特别大。还有集团公司贷款资金用途监管的问题、借新还旧的资金用途监管问题、信贷资产转让业务资金用途监管问题等等。 关于流动资金管理办法，银行要做到这一步，需要有非常庞大的支付监督部门。流动资金是解决企业临时性营运资金短缺问题的，银行贷款一旦进入企业营运资金账户中，很难分得清流动资金贷款和企业营运资金。如果营运资金也要求企业必须在银行开立专户专项管理，势必会影响企业日常运转中资金使用的困难和效率。 关于个人贷款用途监督的问题，西方国家对个人贷款资金用途是不管的，而我们国家出台了个贷管理办法，可能更多是禁止把贷款用于其他政府不希望他用的地方。 以上诸多限制会使商业银行的贷款面临很多问题，由于资金用途的监管，使得很多企业需要寻找其他融资渠道。最终结果可能是商业银行损伤了自己的业务或者损伤了一部分客户，也可能因为监管问题而造成一定的风险。 再次，监管新要求使商业银行经营的风险压力加大。中国银行业真正实现精细化，特别是信贷业务精细化可能会对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带来比较大的风险。这种风险有可能使监管风险大于其他风险，同时也使其他风险膨胀起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贷款风险。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的产销能力不能充分发挥，销售后的资金回笼速度减慢，资金链不断绷紧。在这种监管新政下，这类企业的融资环境将进一步趋紧，可能引发或者诱发这些企业存量贷款的风险。 二是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风险。在六大风险的监管过程中，各家金融机构肯定对融资平台贷款风险提高警惕性，控制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然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一旦受到控制，除了超财力风险外，就是工程建设的烂尾风险，我们国家已经有上世纪90年代末期海南房地产业的教训。同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由于各家金融机构不区分情况，一概收紧对政府平台内合理和不合理融资的控制，将会使政府融资平台企业融资出现阶段性断流，进而引起阶段性还款危机。特别是2009年之前，对于一些银行推出的搭桥贷款等短期贷款，融资断流就会出现还款危机。如果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政策不慎，还有可能引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系统性的风险。一旦出现政府平台系统性风险，那对中国银行业来讲是灾难性的结果。 三是房地产业的贷款风险，包括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及地方政府卖地风险。在“土地财政”过程中银行业获取了很多利润。这类贷款中，主流还是合理、合法、合规的，但也不乏违规者。房地产政策的调控力度及市场的导向性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适时适度就会引发风险。 四是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风险。在目前多变、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下，这种宏观调控政策迫使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必须考虑自身流动性的风险问题。银行体系流动性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在期限结构上严重错配，存款短期化而贷款中长期化，这种错配的结构趋势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存在短期贷款长期使用的情况。这两方面问题使得商业银行在表面上看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深层次里隐含着一定的流动紧迫性。一旦出现市场宏观层面的变化，容易导致“断电”现象。 最后，监管新政使商业银行经营的难度增加。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主要会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银行的贷款将逐渐被直接融资渠道取代。这就使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市场范围收窄，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和企业债券的量越来越大，银行信贷业务被分流。其中短券、债券和中期票据的部分用途就是归还银行贷款、调整负债结构。这种趋势逐步发展下去，信贷产品的替代品越来越多，银行业优良贷款范围越来越小。 第二个问题是贷款价格被挤压。在管制利率下，我国银行贷款定价缺乏科学性，与信贷市场情况和银行自身经营情况密切相关。在信贷被越来越多的产品所替代的情况下，在优质行业企业贷款中，银行贷款议价能力逐步趋弱，贷款利率趋降，银行存贷利差不断缩小，对商业银行的营运能力带来极大挑战。 第三个问题是银行业筹资渠道将会受到挤压。随着资本市场的活跃，居民金融理财意识的增强，银行存款逐渐被股市、债市以及基金、理财产品等分流，银行传统的单一依靠存款的负债方式面临考验。这将会逼迫商业银行开展多种渠道进行筹资，非存款筹资渠道逐步被商业银行重视。 第四个问题是商业银行开始寻找存贷款利差以外的收入点和盈利增长点。各家商业银行都在寻找适应市场、适应业务变化的新业务收入增加渠道和营运渠道。与此同时，银行内部的市场风险管理将面临很多问题，人才、技术、信息化工具能否跟上将是制约银行在这方面有效拓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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