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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界“危险女人”胡舒立豪言:我从不怕得罪谁

2010-03-23 00:39:00作者: 来源:

摘要胡舒立: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

胡舒立: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并担任主编11年。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当年的50名“亚洲之星”之一。2003年,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将她列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和“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2007年,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年度刘易斯·李仰士奖。2009年11月,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年度100名思想者之一。

  “新闻本身是易碎的,但新闻记者对于永恒性的追求却始终不逾。”十年来,胡舒立在《财经》杂志撰写的财经观察专栏,已成为这本杂志的王牌栏目。这位《财经》杂志前主编曾因揭露过“基金黑幕”、“银广夏陷阱”等诸多证券内幕,而被美国《商业周刊》称为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舒立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日前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评论集收入了胡舒立十余年间的100多篇财经评论文章。日前,该书在北京举行首发活动,一向低调的胡舒立也公开就新书接受了记者采访。

  不再用这种形式写东西

  记:你本人喜欢写社评吗?

  胡:1992年,我加入《中华工商时报》,正好是他们三周年,要出一个24版的报纸。24版当时在中国很少见,我跳着说让我写社评、让我写社评。大家都不喜欢写,但是那时候我喜欢写。这是不署名的,我非常喜欢写。(后来)终于有机会在王烁的鼓励下,在财经观察一写就写了12年。

  记:你以前写过《新金融时代》,这本《舒立观察》对你而言有什么特别意义吗?

  胡:《新金融时代》1999年出版,当时收集了七八篇《财经观察》的内容。《财经》5周年,当时有个出版社找我,要把《财经观察》出本书。那时候我对出书有一种新的认识,我觉得仅仅把自己的文章作为结集不好意思。《财经》8周年,美国第二大出版商找过我,让我写书,我写了一章,后来觉得很麻烦,因为要出英文。

  现在《财经》团队重新成立财新传媒,在财新传媒这个新平台上,我们成立了财新图书工作室,《舒立观察》成为财经丛书的一本。对我个人而言,这本书终于变得非常厚,因为它不再是五年作品当中的挑选,也不再是八年作品的挑选,而有11年之多。加上我已离开《财经》,我在《财经》做的这个模式,就是由主编自己去写这本杂志的评论、自己署名,是在杂志编辑的社论和个人的文章之间的模式,我想把它结束掉,因此有点封刀的味道,我不再用这种形式写东西,我希望有足够长的篇幅。

  写评论尽量不用重词

  记:你带着原《财经》人马,进驻《新世纪》周刊,你本人怎么看这个新平台?

  胡:新世纪周刊创刊的时候,更多的还是在风格上比较接近于当年的《财经》。因为《新世纪》周刊主体团队,就来自当年的 《财经》,而《新世纪》周刊内部,大家特别强调的概念就是创新,需要有创新的自信心。我们要有创新的读者观念,而且一周一本就是和两周一本不一样,所以写作上,我也在一点一点改进。

  记:做媒体最重要的是尺度问题,在对公共事件进行发言,你觉得应该如何把握分寸?

  胡:我觉得把意思说清楚,一是要坦率,有什么看法把话说清楚。二是用词、用句要斟酌,要比较谨慎,不能逞一时之快。我觉得写东西不能有哗众取宠之心,好像用逞一时之快的词写冒了以后就有人叫好,事后又觉得糟糕,度没有把握好。

  我不喜欢用特别重的词说事,记得上大学时,我写过一篇评论,当时教我的老师就说我写的东西重,老师说要去掉哗众取宠之心,不能让人觉得我写得多漂亮,而是要想你这个事情是不是比较恳切的说清楚。

 

  做得对就能得到支持

  记:你的观点一向火力很猛,下笔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去得罪谁?

  胡:我是个有梦的人,在中国不断进步又充满复杂性的过程中,我们干得很带劲,我觉得绝大多数人都是肯定的,过去是这样,将来也会这样。我不会去想这件事会不会得罪谁。因为只要你做的事情是对的,那你就往前做,总会得到理解和支持。

  记:我们都知道你现在有一个新身份,就是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接受这个职位,是不是想把自己的职业生涯带入到新闻教学中?

  胡:我想在中大推出财经新闻的专业或方向,这当然会有一个过程。并且我现在也正在物色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学养丰厚的新闻人,愿意改行从事教育工作。我们想做推动社会进步的事,苦恼的是,不是这个事你一说就能解决的,只能不断重复地说,其实这也是专业人的坚持。

  记:你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新闻是易碎的,怎么理解?

  胡:新闻的易碎性确实是我常讲的话题,也是客观存在。正是知道了新闻易碎,我们才希望自己的作品不碎,至少不易碎。我在1994年出版的那本《改革没有浪漫曲》的后记中写到,新闻本身是易碎的,但新闻记者对于永恒性的追求是始终不逾的。


(本文不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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