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事关经济发展大局

“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这些由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的明年的经济政策信号，格外令人瞩目。那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如何解读这些政策的深刻内涵？为此，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宋逢明教授。

记者：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巨轮如今驶入一个新的关口。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是什么？

宋逢明：正是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作为学者，我特别关心的就是经济结构调整问题，通货膨胀的预期也是跟经济结构有关系的。

通货膨胀原本的含义就是所有的商品、所有的物资价格全部上涨。当前大家十分关注通货膨胀预期，对这个问题需要做比较深入的数据分析，只有通过数据分析我们才能判断究竟是已经出现全面的通货膨胀预期，还是结构型的。就目前的通货膨胀预期而言，首先是在房地产领域，房价快速上涨带来了很强的预期。另外一些商品，如个别农产品，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莫名其妙的价格高涨的预期。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经济体里，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它是结构型的。

明年，货币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这一决策非常好。事实上，这个针对性和灵活性还是同结构性的问题有关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要实现经济企稳以后继续保持增长的活力和动力，我们要看整个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这次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形成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对成熟的市场经济给予了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实际上形成了资产，尤其是金融资产的大幅度缩水，由于财富效应，西方成熟市场的消费意愿大幅度降低，这样也就对我国外向型经济产生特别大的影响。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一样，因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出现的问题，成熟市场基本上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出口依然是强劲的。那个时候，即便是我国也在启动内需，但依然是依托外向型经济来提振经济，虽然非常成功，但也导致我们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顺差继续大幅度增加，形成了很大的外汇储备。这次的情况不一样，是外向型经济出现了大问题。所以现在必须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必须调整我们国家经济结构中对外向型经济依存度过高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不但要做世界的工厂，而且要发展成为世界的市场，那么如何启动这个市场呢？

宋逢明：这个市场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能够启动国内的消费。启动国内的消费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如何增大社会保障的力度，使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尽量减少他们对于养老、防病的后顾之忧，敢于消费。但是光有这个是不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致富。脱贫致富就要继续深化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是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讲，因为生产力是由生产资源要素决定的，农民天然具有的生产要素只是劳动，能够提供的就是劳动。所以，应通过土地流转的改革，把土地资源真正配置给农民，同时把资本资源的投入跟上去，也就是说农村的金融服务必须要跟上去。

事实上，经济结构的调整，还与就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到，要支持和扶持小企业的发展。因为，小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与改善民生有很大的关系。此外，就是如何支持县域以下经济发展，在城镇化过程中，怎么样才能使中小城镇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不只是集中在沿海地区或者是大都市，进一步说，就是城镇化的过程中要大力度地支持中小城镇的开发。更为重要的难点是“三农”问题，尤其是内地山区，包括林区。做好这方面的市场开发，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就真正调整了。

记者：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您如何解读其中的深意？

宋逢明：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是不能轻易地给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形成不稳定的预期，这个政策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有针对性和灵活性，就是说信贷结构要进行调整。现在大银行、中银行、小银行，业务上的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大家都热衷于做大项目，热衷于给地方融资平台投资，但这是有问题的，需要特别注意。在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情况下，信贷投放必须强调风险管理。

此外，县域以下的金融服务体系的改革和建设已经是比较迫切的问题，目前需要研究出一个好的路子。因此，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我认为很重要的就是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讲的要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并不是对所有的都要宽松，而应该对于真正有利于民生改善、有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有利于启动内需、开发内地市场、农村市场的产业给予大力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整个金融系统也要深化改革，我个人的看法是，要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的金融结构体系，比如说在最基层的县域以下、城镇以下，甚至是农村区域，应该发展合法的民间金融机构，让民间金融机构充分发挥作用，而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换句话说，就是使处于地下的民间金融合法化、规范化，加强对它们的监管。这样才能够真正做到投入资本资源。不光是土地资源，资本资源、土地资源、劳动资源再加上科技资源，结合起来才能够形成真正强大的生产力。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的难点在于结构性问题，其解决之道就是将改革和发展深入下去，要向下、向更深的层次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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