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高管总薪酬排座 民生7039万居首

14家上市银行年报收官，备受关注的高管薪酬也全部浮出水面。民生银行以7039万元的高管总薪酬再次位列榜首，行长洪崎也以627万元的年薪夺得行长高薪桂冠；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则以1740万元的天价年薪拔得董事长薪酬头筹。

与股份制银行不同，国有银行高管薪酬则呈现另一番风景，普遍“腰斩”，国有行中最高薪酬行长张建国年薪只有88万元，最高薪酬董事长姜建清年薪是91万元。市场人士认为这一现象体现了行业市场化发展与监管层难以对激励制度完全市场化之间的矛盾。

上市银行十大高管平均年薪560万

银行高管领高薪似乎已成趋势，根据披露年报中的高管薪酬表，2009年14家上市银行行长、董事长薪酬排名前十位的依次是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1740万元，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655万元，民生银行行长洪崎627万元，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530万元，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496万元，深发展行长肖遂宁486万元，兴业银行董事长高建平279万元，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270万元，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269万元，北京银行行长严晓燕267万元。

可以看出，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高管薪酬呈现稳步上涨状态的同时，“外脑高管”继续以绝对优势与本土高管拉开薪酬距离。

一位银行业分析师对此解释称，海外金融业高管薪酬水平普遍比国内高，而国内银行为了招募和留住外籍高管，通常根据国际市场银行同业的薪酬水平为所引进的外籍高管支付薪酬，因此出现外籍高管薪酬明显拉高的状况。

事实上，深发展大多数高管都获得了8%-40%幅度不等的加薪。法兰克纽曼2009年薪酬比上年增加143万元，增幅为8.9%；行长肖遂宁薪酬则增长16%，为486万元；两位副行长胡跃飞、刘宝瑞分别收获351万元和327万元的薪酬；首席财务官王博民的薪酬为331万元。

而自去年国有企业限薪令出台后，国有大银行高管年薪与上年相比均呈现“腰斩”状况，2009年均未超出100万元，其中董事长薪酬最高的是工行姜建清，年薪91.1万元，比上年的161万元缩水43%；最高薪酬行长是建设银行张建国，年薪是88.2万元。

当然这是事出有因的，原因就在于2009年2月财政部办公厅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规定金融类国企年薪以280万元封顶。

不过国有大行并未具体公布薪酬构成，且不约而同在年报中出现了“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执行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最后总薪酬正在确认过程中，其余部分待确认后再行披露”的字样。

对此有报道称，建设银行投资者关系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年报已经披露了应付薪酬，其余部分将按监管部门相关薪酬办法来支付，这个要等最终结果出来才知道具体额度为多少。至于已支付薪酬部分的结构组成该人士称并不清楚。

同样在玩文字游戏的还有2008年曾以员工平均高薪引发众议的浦发银行，其在新的年报里只公布了6位独立董事的薪酬，其余均以“发薪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尚处有关部门审核确认过程中，待确认之后再行披露”为由，空白以对。

高薪惹争议 激励约束难平衡

银行业董事级别的高管薪酬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直追演艺界超级明星，不知引来多少其他行业人士的羡慕。

对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银行上海分行风险管理与合规部主任汪灵罡认为是市场决定了银行家的薪酬。“银行家的薪酬随市而变，是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如果急于限制银行业的薪酬，甚至人为设置最高限额，其后果只能是降低银行业对一流人才的吸引力，将银行等同于一般的社会服务中介。”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少军则认为，虽然从国际上看金融行业的薪酬是比较高的、公司治理完善的企业，高管年薪应该由股东大会、董事会来决定，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应该限制。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也表示，对于高管薪酬要一分为二地看。首先银行也要市场化经营，薪酬市场化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高薪有其合理性；但金融业本身平均收入就比较高，再给高管定高薪，就要综合考虑是高管能力高还是经济环境好等因素才出现的业绩增长，不能夸大高管的盈利贡献。

“其实薪酬的数字不是本质问题，问题是银行是否能够建立一套完善的绩效考核体质和绩效文化，如果建立了，薪酬市场化也无可厚非。”韬睿咨询高级咨询顾问柴敏刚说。

不过，更深层的矛盾亦开始暴露，薪酬市场化会朝越涨越高的趋势发展，若不加以限制，可能引发社会争议和指责。而且高管收入与效益相挂钩，会导致不少银行管理人员追求短期的业绩而进行冒险经营，从而导致长期的损失。

但多位银行中高层人士表示，限制薪水的做法不利于他们发挥积极性，亦不符合市场化改革方向。但是他们亦承认，无法回避利率没有放开的情况下银行业利润的垄断性质，以及高管在选拔上非市场化带来的“双重身份”。

一位国有银行人士也称，银行高管的选拔制度并非市场化，确实使得监管层难以对激励制度完全市场化。“理论上银行董事、监事和高管的薪酬方案只需要由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财政金融司司长孙晓霞之前曾表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对金融企业高管缺乏有效的外部考核，没有与业绩挂钩的量化考核，金融企业高管在享受市场工资待遇的同时，也享受国家相应行政级别的补贴、住房标准、车辆配备标准等，实际是“红顶商人”。“金融企业高管选拔的市场化程度有待加强，要将金融企业业绩和高管任免相结合，防止激励有余、约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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