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冲击下对金融监管的反思

2008年9月正式爆发的金融海啸，三个月来冲击越来越大，它不但“尾巴摇狗”，撼动了实体经济，而且对全球的观念、制度、政策、秩序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海啸的恶果正逐渐显现，但现有的危害已经非常骇人，可以说是世界百年难遇的大灾害。美国信息总署主任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这场金融危机是目前最大的“恐怖袭击”，威胁着全球的安定，多达20几个国家可能陷入社会动乱甚至破产的境地。

面对如此浩劫，“危机管理”变得异常重要。各国为救市拿出了5万亿美元，承诺要支出的钱要更多得多。我国在危机管理方面的经验很丰富，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如果说开放30年以来有什么教益的话，第一条就是回归常识，更确切地讲，就是“去意识形态化”。摆脱过时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固有教条的框框，与时俱进是关键的。让我们来回忆一下“泰坦尼克”电影里的镜头，流浪小子杰克充分发挥他在生活中得来的常识，带领情人萝丝立即爬到船头，镇定下来，等到竖起的船身快速滑沉入水的霎那猛吸一大口气，才从漩涡里熬到冒出头…… 确实，在正面临的海啸中，以前的理论、保证都不管用了，谁及时回归常识，从实际出发，谁的存活机会就会更好。

在金融市场，主宰了30年的风险管控模型，那些监管措施、理论、算法几乎完全崩溃。格林斯潘饱受批评，但至少能够自我检讨，承认自己过去认为政府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越少越好的信念被基本动摇了。至于中国银行业在“防火墙”之后，所受的冲击比较少，是因为对自己的监管能力有比较务实的认识，没敢把资本冲荡的自由之门完全打开的缘故。

理解这场金融危机的关键在于，认识漫无制约的“金融杠杆率”的风险。过去几十年里，在美国设计和掌控的全球化格局中，华尔街是金融中枢，分配着全球的金融资源，中国等“边陲地区”的资金，不管怎样得来，都得由华尔街来估值、定价、组合、配售。美国通过提供高端金融服务替全世界理财，占尽了好处。其主要手段，就是提高“金融杠杆率”，以小资本搏大利润。金融行业是美国最有优势的行业，而在制造行业它的竞争力早就输给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

超高的杠杆率——以甚至百分之一都不到的资本小秤砣来压起庞大的金融资产，靠着各种名目的衍生工具，扩张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就好像俄罗斯套娃，核心只是小小的娃娃，约2.7万亿美元的实质资产，硬是被充胖成530万亿美元的金融债权。充胖一层就刨掉一层利润，再让下一层投资者接手。最后，当有人怀疑这场疯狂的盛宴能否无限制继续时，正激荡的反馈急速地向下旋转，里面最小的娃娃自然无法支撑，一下子就崩塌了。

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政府的监管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非要等到失控人们才能意识到问题的危害？30年来，以里根—撒契尔命名的主流价值观认为，政府的约束是越少越好，其理由是政府本身作为庞杂的官僚机构，监管成本非常高昂，而且会扼杀许多金融创新，因此不能完全信赖政府监管。但把这种见解“意识形态化”成为极端的“信仰”，得出政府监管完全不能信赖，则又是一大谬误。本次金融危机中人们发现，离开政府机构的监管结果也非常糟糕。因为靠哪个企业或是经理人的理性和自觉审慎经营同样不可靠，根本不足以抵御坏蛋们的胡作非为。因此各国开始反思，如何重新利用公权力来实施“明达的监控”（smart regulations）。奥巴马就一再表示：“我们的经济已像一艘千孔百疮、到处漏水的船，必须拖回港口大修，现在是回归到经济基本面的时候了！”

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政府对金融的监管要能奏效，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事情。

我们来看银行业监管的国际系统“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监管的实际效果。过高的金融杠杆率是本次金融海啸最大的特征。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是怎样拔高金融杠杆率来“放大它们的市场效率”，如同放大照片一样呢？对冲基金一类的经营衍生产品的机构，1元钱的自有资本能对付100甚至200元的资产，杠杆率为1:100或1:200；投资银行的杠杆率一般则是1:30，但在CDO(债务抵押债券)的业务上，往往高达1:60。受着高度监管的商业银行的自有资本又该是多少呢？巴塞尔协议早就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至少要在8%。也就是说，按规定充分计提风险准备金后，1元钱的资本金，通常至多能放出12元半的风险权重为100%的信贷。但如果把风险权重降为20%的话，1块钱的资本就能做65块的生意。更新“巴塞尔协议”的初衷，经过世界各国十几年的努力，主要是为了揭示用衍生工具等各种手法移出财务报表的表外风险，并把它们一并计入银行所冒的风险总量。这个目标被“创新产品”巧妙地规避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等国的大银行，报表上12%以上的监管资本充足率，很可能是在风险加权资产这个分母大幅缩水后才得到的。各国承诺要在2006年全面执行“巴塞尔协议II”（我国的银监会也一再重申要不折不扣地执行新协议，并要对违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处罚），事实上并没有起到控制信贷风险的实质作用。拿巴塞尔新协议对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和风险管控的目标来衡量，过去几年它实际上是被绕过了。

通过风险资产的“证券化”派生出的各类金融衍生品，其中有很多交易甚至没有进入中央登记系统，而是私人撮合订约，既难以跟踪、揭示、监控，更无从惩治。在层层中介的参与分利之下，银行和它们的信贷客户的关系越来越疏远。银行对风险管理本来是建筑在对客户具体而细微的了解之上的，这种关系需要多年的培植和积累，很花成本，也构成了银行的宝贵资产。如今银行在发放贷款后随即打包“证券化”，出售给债务抵押债券的投资人，很大一部分收益来自手续费，也没有资本金和风险拨备的要求，杠杆率变得很高；同时对信贷的质量不再勤加跟踪监控，甚至打开始时就不系于心。另一方面，证券化资产打包出售后银行不得不保留在手的低等级信贷资产的违约风险却越来越大。所以，就总体而言，衍生工具的滥用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在大规模地积累。

金融海啸的肇因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分析，并汲取教训。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金融创新”历来是欠缺而不是过滥。我们切不能因噎废食，认为所有的创新活动和产品都不足取，都是风险的根由，因此越谨慎越好。实际我们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服务业，如保险公司等，都有待创新业务来提升效率。尤其是方兴未艾的个人金融服务，需要全面依靠计算机系统的支持来实现。对于增加我国的内需规模、提升质量，改变收入结构、可持续发展，这都有着战略的重要意义。我们应该把这次金融海啸理解成一种战略转型的契机，对金融电子化作不懈的努力和投入。

作为公司的信息主管，面对危机，要非常地务实和合作。所谓务实，特别需要强调恰如其分地权衡市场的实际局面和本组织的生存要求，既不过度悲观又不盲目乐观，注重和IT队伍坦诚沟通，凝聚士气；所谓合作，重在迅速适应并支持整个企业的调整，包括成本控制、目标重设、组织重整，等等。如此，信息主管的紧急行动必定会包括对IT项目及其开支的重新排序。要区分什么是基础性的核心功能，要在有效成本控制下夯实；什么公司应付危机新要求的功能，要及时提升其优先级；什么是短期内没有重大贡献的，要迅速削减甚至割舍。总之，在存亡的关头，信息主管要把信息资源的运作置于公司的整体需要之下，同时体现灵活、果决、团队精神等领导力。

本次金融风暴酝酿了很多年，爆发前全世界还是一派姑息的气氛。直至吃了大亏，大家才开始检讨主流价值观念、风险控制模型、政府监管体系，以及全球化合作竞争的合理秩序规范，等等。在重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培养自己在国际金融法规和体制方面的专业人才，摆脱美国在博弈规则制定、利益及资源分配、价值理念界定，国际经济组织控制等方面的垄断地位和话语霸权的影响。牢牢抓住这个契机，努力争取同我们的国力相当的国际规则的制定权。 

(责编:小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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