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谍中谍”：金钱背后的阴暗国度

就在力拓驻华铁矿石业务主管胡士泰和他的3名同事因贿赂及间谍嫌疑被关在上海一座红砖建筑群里的时候，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73岁的前波音工程师钟东蕃因涉嫌经济间谍罪被判9项罪名，成为自1996年美国《经济间谍法》（EEA）通过以来第一个因此被定罪的人。几乎同一时间，德意志银行被曝光涉嫌非法监视被怀疑泄露消息的监事会前成员、批评德银的维权股东、一位德国媒体大亨甚至自己的COO。

窃密、监控、间谍这些非常态行为在商业世界中变得像在电影中一样寻常，而一旦浮出水面，人们便很容易联想起过去的同类事件，并发现其数量并不比“007”系列电影少。仅2000年以来，就有甲骨文和宝洁大翻微软和联合利华垃圾箱以搜寻情报、可口可乐员工试图向百事可乐出售配方、惠普董事会泄密案、F1车队法拉利大量资料被泄露给对手迈凯轮和SAP非法下载甲骨文资料等众多引人注目的商业情报泄露事件。显而易见，这些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在全球商业战场的中心和角落如火如荼地进行，不过就像无数坠入地球大气层的流星，只有极少数特别重大的才能为人所知。

从事商业情报活动并不需要成为能飞檐走壁的“007"，搜寻的也只是研发、营销和产能等珍贵却不会引发世界大战的信息，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想象出种种夜黑风高、王牌对王牌的场景。实际上，有时打几个电话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重要信息并永远不会被发现，有时却必须大费周章地蹲点、翻垃圾箱、伪装身份、收买目标公司内部人士，1980年代日立非法购买IBM重要技术信息并被诱捕和2006年可口可乐员工出卖配方的案例都牵涉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1980年代也是美国商业情报活动开始兴起的时期，部分因为全球化的出现使了解其它国家、地区及其企业成为必需，部分因为日本企业对情报的全民重视带来的压力—20多年前的三井商社便将“信息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奉为座右铭，管理层每天要通过联接其全球各地200多处分支的卫星网络分享8万条信息，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收集到的情报。

日企高管始终将收集信息视为天职，但1980年代的典型美国商学院毕业生最多将其视为图书管理员的职责，即便非常想知道对手情况，也极少行动。相比之下，万豪国际集团已算当时最具情报意识的美国企业之一。它在1987年进入经济酒店领域前，曾让一个由营销、金融、人力资源和运营等组成的“情报小队”在6个多月里遍访美国近400家经济酒店以学习对手。这些人每到一个地方就表明自己是万豪的雇员，询问对方经理从价格、运营到如何培养员工斗志的种种问题，并顺利得到答案。“情报小队”做的最“出格”的事也不过是以客人的身份观察、体验对手，但这足以使万豪在进入经济酒店领域后迅速超越同行。尝到甜头的万豪接下来让猎头公司接触15名其它经济酒店的经理，摸清了他们的薪酬、训练、职业规划和需求，当然，最后万豪雇用了其中5人。

这些旧时代的手段与人们心目中惊险刺激的情报大战相去甚远，却非常有效。真正的情报收集并非只是在危险的地方寻找危险的信息，而是一种侦探和分析的艺术。所谓的商业情报是竞争性情报的通俗说法，而所谓的竞争性情报大多得自公开场合和信息，只有一部分来自入侵、伪装、收买和废物寻宝等非常手段。虽然人们津津乐道于充满戏剧性的商业间谍案，从公开信息获得情报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合法且可持续的手段：与对方高管的交谈、收集价格变化、买回竞争对手新产品拆卸组装、挖掘公共数据库、从各种公开信息中寻找蛛丝马迹??很多不起眼的微小细节组合在一起，往往能蜕变成揭示对手或行业变化动向的重要信息。是否合法被视为区别经济间谍活动和正常竞争性情报收集活动的标准，某种程度上，求助于前者相当于承认在后者上的失败。

如今，竞争的日趋激烈持久和世界的信息化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情报大战。无论是内设还是外包，有能力的公司（这意味着90％以上的“财富500强”）都会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系统，至少覆盖合法收集对手竞争性情报、加强自身安全与风险控制和雇佣专业调查公司3个层次中的前两项，AT&T、摩托罗拉、英特尔、通用电气、可口可乐、3M和陶氏化学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竞争性情报有助于企业制定针对性战略、抢夺市场份额、避免盲目竞争、提高研发效率和节省成本，一个不屑于或出于过高道德顾虑不愿收集情报的企业必然处于劣势。正如一位曾在FBI工作的探员对商业情报的评价：“靠刀枪活着必然死于刀枪，但靠橄榄枝活着也还是死于刀枪。”每家公司都在用尽手段打探其它公司，不被发现就一切安好，一旦被捉住，只能尴尬地站在聚光灯下，但等风波过去，一切照旧。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

“鼹鼠”的故事

从被当地人称为“宇宙飞船”的F1著名车队迈凯轮总部往南开一段，20分钟左右就能到达一家复印店。为了普通的复印需求跑这么一段路虽然奔波却也没什么，但如果是为了复印迈凯轮老对手法拉利车队的绝密文件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这家店的一名店员在迈凯轮的眼皮底下狂热崇拜法拉利和对方的超级明星迈克尔·舒马赫。前迈凯轮总设计师迈克·考夫兰(Michael Coughlan)的妻子特鲁迪（Trudy Coughlan）那时并不知道这一点，更不知道当她在2007年6月的一天，要求那名店员将780页法拉利资料扫描刻录成两张CD并留下自己名字时，就已点燃F1有史以来最大间谍案和丑闻的导火线。

事后看来，如果特鲁迪去了其它复印店，如果那名店员不是F1车迷，或者如果他跟那个地方的其他人一样拥护迈凯轮，迈克·考夫兰和法拉利前竞赛与测试技术主管奈杰尔·斯特普尼（Nigel Stepney）非法窃取、泄漏和传播法拉利机密资料的事很可能会继续隐瞒下去，但种种巧合使事情发展方向与二人的期望完全相反。

出身英国的斯特普尼成为法拉利“梦之队”核心成员已有10多年，1993年加盟的他给法拉利乱糟糟的维修站带去了秩序和纪律，并帮助这支红色车队在2000至2004赛季夺得五连冠。到2006年底时，斯特普尼被认为每年能赚100万美元以上，并在法拉利车队中影响巨大，但那时法拉利已处在分崩离析的边缘：先是传言舒马赫要在赛季末退休，然后备受尊敬的技术总监罗斯·布朗（Ross Brawn）宣布将离开一年。身为布朗左右手的斯特普尼希望接任他的工作，但最终上位的不是这位没有大学学位的技师，而是从人力资源系统中成长起来的马里奥·阿尔芒多（Mario Almondo）。这一决定使斯特普尼大为恼火，他于2007年2月公开表示在车队中不快乐，希望能离开去寻找职业上的突破。

虽然没有像其他对法拉利表示不满的人那样被辞退，斯特普尼已被视为背叛者。累积的愤怒和压力使这位背叛者开始真的背叛法拉利，他在2007年5月被抓到在摩纳哥站往法拉利赛车的油箱中倒入白色粉末破坏赛车，几周后，法拉利收到复印店员汇报迈凯轮总设计师妻子复印法拉利绝密资料的电子邮件。

在斯特普尼向迈凯轮—更准确地说是其技术总监考夫兰—出卖法拉利的过程中，从1980年代就与之一起共事的考夫兰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曾一起在莲花、贝纳通和法拉利等车队工作，兴趣相投的二人相处很好。所以当斯特普尼感觉被法拉利抛弃后，在2007年3月第一次拨通了考夫兰的电话，后者热心倾听了对方在法拉利的沮丧感和对技术总监人选问题的抱怨。在随后的电子邮件往来中，斯特普尼开始表示担忧法拉利的赛车有不符合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FIA）F1技术规范的地方，并将证据发给了考夫兰。这些证据最终被并不知来源的迈凯轮转发给了FIA，但一向被认为偏袒法拉利的FIA虽然承认法拉利有不合法的地方，却未采取行动。

随着斯特普尼与法拉利的日益不和及流言增多，考夫兰向迈凯轮常务董事乔纳森·尼欧（Jonathan Neale）袒露了资料来源。尼欧告诉考夫兰此事让他很担心，并认为迈凯轮不应再与斯特普尼邮件来往。在与斯特普尼安排见面—为了当面说明以后不再来往—的过程中，考夫兰要求得到法拉利制动系统的内部信息。2007年4月，他飞到斯特普尼度假的巴塞罗那，按其说法，斯特普尼“主动提供”了法拉利的制动系统图表，并在午餐后上车准备送他去机场时拿出了那780页资料。

不用了解F1也能知道780页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对于圈内人，这更是史无前例的重磅炸弹。舒马赫这样的超级明星为F1聚集了大量人气，但真正的竞争在于赛车本身：最好与最坏的车手基本驾驶能力相差不超过1秒/圈，但最快与最慢的赛车却能相差3至4秒/圈。法拉利与迈凯轮这样的顶级车队每年投入数千人和数亿美元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赛车快上几毫秒。除了在技术和工程上竭尽全力地登峰造极，打探对手的赛车情况也是F1的常规项目：让摄影师在每个赛季的开幕式上拍下对手的赛车、与各队的内部人交换流言和秘密??这些都在可接受的道德范围内，但斯特普尼泄露给考夫兰的信息对最宽容的人而言也是不可原谅的—这780页包括设计、工程、建造、检查、测试、研发和驾驶F1赛车的各种技术文件，从示意图、技术报告、照片、预算表格到原材料构成一应俱全，足以让行家复制出一辆法拉利赛车，也足以让这两人找到更高收入、更高地位的新工作。事实上，他们曾在2007年6月1日见过本田车队的CEO，但因为要价高得离谱而没有谈成。

迈凯轮到底从法拉利那里学到了什么？这是一个难以下定论的问题。它确实了解到老对手的进站策略、人员配置、赛车数据和金融情况，理论上足以让其获得几秒的优势，但很多信息是迈凯轮可以常规侦探手段获得的，许多专家认为迈凯轮并未从中获益多少，却因此失去了2007-2008赛季唾手可得的冠军并被罚以1亿美元，同时还要面临公众和道德上的压力。

法拉利车队并不是情报泄露最厉害的公司。在1990年代大众汽车与通用汽车的著名案例中，曾经担任通用副总裁和采购部经理的洛佩兹（Jose Ignacio Lopez de Arriortua）在1993年转投大众时带走了1万多页资料，涉及通用的零配件采购价格、成本核算、生产及销售战略等，甚至包括其新设计的汽车图纸复印件。此外，洛佩兹还带走了原来的7名助手与好友，并向其他40多名通用的同事发出了“邀请”。

与斯特普尼不同的是，洛佩兹并非因为不受重用才选择背叛通用。这个在生产、销售和经营方面都展现出卓越才华的西班牙人一直在通用欧洲市场大展拳脚，因其出众表现引起大众的注意，经过周密筹划，当时的大众CEO兼董事长费尔南德·皮耶希（Ferdinand Piech）与洛佩兹在法兰克福进行了第一次密谈。会谈中洛佩兹对皮耶希产生极大好感，因为他惊奇地发现后者在许多方面与自己志趣相投，这正是他后来抛弃通用接受大众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洛佩兹并不知道的是，皮耶希在几个月前就详细调查了他的身世、个性、优点、弱点和喜恶等各种情况，好让洛佩兹在见面时产生遇到知己的错觉。

但与斯特普尼相同的是，这也是一个理想受挫的人。在情报世界中，间谍通常被称作“鼹鼠”。这些后来才变节的“鼹鼠”们通常与这两人相似：没有得到自认属于自己的东西、理想不能实现、对公司的感情受到伤害1999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洛佩兹表示他抛弃通用是因为对方拒绝建造一座他梦想中的先进而高效的工厂，但在大众，这座被许诺的工厂同样没有建起来。“早知道如此，我绝不会变节，这是我的错。”在通用1996年提起的起诉中，就包括洛佩兹把代号“Plant X”的创新工厂计划带去了大众。

垃圾堆考古学

“我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觉良好，”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2000年6月在发布会上表示，只不过他谈论的并非公司产品或战略，而是对微软的侦探活动。这两大软件巨头及其背后的两大亿万富翁处于竞争态势已久，明争暗斗并不新鲜，但这次甲骨文确实玩出了点新花样。

甲骨文雇佣的国际调查团（Investigative Group International，IGI）由一位前“水门事件”调查员领导，曾帮助烟草业和克林顿政府摆脱麻烦。它奉甲骨文之命调查的并非微软，而是独立研究所（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全国纳税者联盟（NTU）和竞争技术协会（ACT）。IGI通过伪装身份的访问、偷窃存有内部资料的笔记本电脑和收集垃圾得到的内部情报显示，这些本应保持独立的非盈利性研究机构都接受了微软的“赞助”，并在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诉讼中持反对态度：曾邀请240名学者联合署名登报宣称微软不存在垄断问题的独立研究院最大的赞助人就是微软，一直公开抨击美国司法部对微软的诉讼是“政府带头偷窃微软知识产权”的NTU接受的微软赞助在20万美元以上。这些内幕被纰漏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上，微软大为难堪。

卓有成效的“揭秘”让甲骨文很满意，IGI继续将触角伸向ACT，但这一次在取得能打击微软的成果前事情就败露了。2000年5月。负责任务的罗伯特·沃特斯（Robert M. Walters）以“上游科技”（Upstream Technologies）高管的身份在ACT华盛顿办公室附近租了一间办公室。他派出的一个化名布兰卡·洛佩兹（ Blanca Lopez）的女人，在2000年6月1日向负责清理ACT垃圾的清洁工自称为正在调查刑事案件的FBI特工，愿意出50美元请他将那些垃圾运到附近的“上游科技”公司去却被拒绝。5天后，将酬劳升至1200美元的洛佩兹再次被拒绝。对这两次接触产生怀疑的清洁工向ACT汇报了情况，IGI和甲骨文的侦探行为由此被发现。

对于这起商业侦探活动，微软不遗余力地扮演“受害者”角色，它认为被曝光的只是甲骨文行为的冰山一角，甲骨文和埃里森却并不认为自己犯了多大的错，甚至根本不认为自己犯了错。甲骨文表示曾经明确要求IGI采用合法手段收集情报，埃里森更将揭露微软视为“公民义务”，坦率承认对微软同盟进行侦探的费用是他批准的，只不过不知道雇用了谁及使用了什么手段等具体细节。在全世界都知道甲骨文翻了微软同盟的垃圾箱后，埃里森也承认这样做有其缺点：“我们的调查人员做的一些事确实令人讨厌，当然这是从个人卫生角度考虑。我是说，垃圾—真恶心。”当被问到如果微软这样的对手也来翻甲骨文的垃圾怎么办时，他大方地回应：“我们会把垃圾运给他们，会把所有的垃圾都送给他们。”

这种废物寻宝的行为被前美国竞争情报学会（SCIP）主席约翰·罗兰（John A. Nolan III）称为“垃圾堆考古”。正如真正的考古存在着盗窃的可能，翻别人的垃圾也可能触犯法律。美国1996年通过的《经济间谍法》规定，一家公司通过行窃或欺骗的手段刺探另一家公司的商业秘密构成犯罪，这意味着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的任何公司经济情报都受美国法律保护，但从竞争对手垃圾箱里翻取情报却是一个充满可能性与争议性的灰色地带：买通对方内部人员提供含有情报的垃圾应属犯法，但从公共地带捡回对方遗弃的垃圾却算不上。为了不引起注意或者疑虑，受雇于大公司的调查公司除了挑选在半夜或是没人注意的时候下手，还会雇用退休或下班的警察去干这件事，因为他们的警徽足以打发绝大部分好奇或感到奇怪的人。

就在甲骨文调查微软同盟的前后，宝洁也在对联合利华的垃圾堆进行“考古”。从2000年秋天开始，宝洁负责竞争性情报收集分析的部门与一些组织签订合同，监视包括联合利华在内的多家对手在护发产品上的举动，后者再将任务转包给10多家其它组织，其中一家是由前政府情报官员组成的凤凰咨询集团（Phoenix Consulting Group，PCG，当时的领导人正是约翰·罗兰，他表示自己和手下曾参加过越战时著名的暗杀计划“凤凰”）。

PCG派出的特工伪装成联合利华的投资顾问，顺利进入其在芝加哥的护发业务总部，不仅在大楼内部四处活动，还经常趁人不备在垃圾箱中寻找有用信息。事实证明这次“考古”非常成功，几个月内就得到大约80份秘密文件，其中包括多个品牌的详细业务内容，甚至还有联合利华准备在2001年2月上市的一款新产品的计划细节。如果不是宝洁董事长约翰·派珀（John Pepper）等高管在2001年3、4月间发现此事并及时叫停，联合利华还浑然不知。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宝洁在发现PCG的作为后为什么要主动公开？这或许是因为派珀等人道德高尚，更可能是宝洁希望学习强生在泰诺中毒事件上的正面危机公关策略，因为这家日化巨头在商业情报刺探上一向声名不佳，早在1940年代就曾盗窃过当时还叫“利华兄弟”（Lever Brothers）的联合利华前身的肥皂产品。不管怎样，如果宝洁认为主动坦白就能换得联合利华的谅解就大错特错了。一位了解这起事件的人将宝洁的举动评价为：“向杀人犯自白，希望以被谋杀取代自杀。”最后宝洁赔偿给联合利华1000万美元，接受第三方调查，更多的和解细节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

越专业越危险

如果不是沃斯特在为“上游科技”租用办公室时用了自己的私人银行账户，并用其中很容易被追踪到的电话线路给自己家里和妻子办公室打电话，IGI和甲骨文的举动很可能也不会暴露。这些缺乏警惕性的不职业举动也许是出于这位“侦探”原是一位性情温和的记者，而非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相比之下，号称有专业背景的PCG表现好得多。

事实上，从事商业情报侦测和收集的人不仅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专业。这些商业世界中的“007”开始拥有MBA证书或是通过专业认证，甚至从大学开始就学习商业情报，另外一些则来自政府情报机构，比如著名的中央情报局（CIA）和FBI。据《私人调查杂志》（PI Magazine）估计，2006年全美约有6万名持有执照的私人侦探。这个行业也出现了属于自己的巨头：成立于1972年的Kroll隶属于威达信集团（MMC），员工近4000人，在全球33个国家的65个城市拥有办事处，2008年收入达8.66亿美元，提供包括商业情报调查和危机与紧急事件管理等多项服务。

Kroll也是1980年代最早雇佣CIA特工的私人调查公司，这种做法在冷战结束后逐渐普及开来。“9·11”事件使更多政府特工转向私人公司，他们有的因为被控失职失去工作，有的对政府及其机构的幻想破灭，还有的是迫于生活压力。这些人中不乏大名鼎鼎者，在CIA工作了27年、曾担任最高反恐官员的罗伯特·格瑞那（Robert Grenier）2006年加入Kroll，现在是其全球安全咨询部门的董事长；同样，在2006年回CIA出任副局长之前，史蒂芬·卡佩斯（Stephen Kappes）在英国私人保安公司ArmorGroup International（2008年被G4S收购）工作过。

越来越多的政府背景特工涌入商业情报领域给老一辈私人侦探带来压力。后来者带来GPS、长焦相机、测谎仪、电子监控、CIA教材，还有更大的胆子和更低的道德底线，虽然大部分人不会逾越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但对这个特殊的行业而言，少数被曝光采用不光彩手段的“间谍”足以毁掉所有人的声誉。相对缺乏实力的小公司比Kroll这样的大公司更敢铤而走险，许多“牛仔”为了取悦客户不惜做任何事情。前CIA官员迈克·贝克尔（Mike Baker）和曾在英国军情五处（MI5）短暂工作过的尼克·戴（Nick Day）2000年在英国创建的私人调查公司Diligence集中体现了商业间谍的不择手段。

2005年春天，开始独掌Diligence大权的戴策划了代号“丝兰计划”（Project Yucca）的秘密任务—打入毕马威（KPMG）为其最大的客户之一、俄罗斯Alfa Group Consortium（AGC）收集信息。两名Diligence的女雇员被派往毕马威从事与AGC有关项目的地点百慕大，以替纽约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工作的会议策划人的身份搞到毕马威雇员名单，找到负责项目的两人并筛选出充当“鼹鼠”的目标。随后，戴亲自以英国情报人员的身份诱使那名对实情一无所知的“鼹鼠”提供出所需的绝密信息，为了保证“鼹鼠”不是双面间谍或是对方的诱饵，Diligence也对其住所的垃圾箱进行了“考古”。在这个过程中，戴和稍后伪装成CIA特工的两名女雇员之一从未直接自称为政府特工，而是通过巧妙的暗示给对方造成这种印象。这个已经成功的计划因为2005年10月18日有人匿名向毕马威举报而败露，Diligence在2006年6月以170万美元换得了庭外和解。而即便是在计划出现问题之后，戴仍送给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鼹鼠”一只价值数千美元的劳力士手表，并让他相信这是来自英国政府对他配合调查的感谢礼物。

与Diligence相似的调查公司并不在少数，另一家被曝光的是Beckett Brown International （BBI，2000年改名为S2i）。这家公司的一些作为与IGI类似：间接受雇于大企业，调查非盈利的公益性绿色组织将如何对违反规定的大企业发起攻击，专长“垃圾堆考古”，同时采用伪装身份的方法混入目标组织。BBI富于戏剧性的地方是当它的创始人2001年开始因财务问题分裂时，其中提供最初资金的一人带走了很多箱公司记录，并在随后的疯狂报复中将这些记录寄给曾经的侦探目标，而且主动向外界披露公司内幕。

所有的曝光、指责甚至诉讼都不能让这些胆大妄为的私人调查公司缩回已经迈出道德边界很远的那只脚。Diligence创始人之间的官司还未了结，他们就各自创立或投奔其它公司重操旧业，“丝兰计划”失败后的戴也没有丝毫悔恨或气馁，因为他知道自己提供的商业情报价值高到无法估计：“我们实际上是帮助企业在挑战性的环境下处理风险，这是政府机构做不到的，它们不一定有资源，或者不理解其重要性。”无论表面上是否承认戴这样的人的价值，企业高管们内心深处都明白他们的重要性。显然，就像所有私人调查机构都宣称自己绝不干违法的事一样，所有的公司都标榜自己尊重公平竞争的原则，但它们骨子里都希望自己能在每一个细节上拥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如何做到这一点？建立一套完善且隐蔽的情报系统。 （责编lynn）

转载：感谢您对网站平台的认可，以及对我们原创作品以及文章的青睐，非常欢迎各位朋友分享到个人站长或者朋友圈，但转载请说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