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制度化互联网政民沟通模式分析

　　我国政府对互联网信息技术高度重视，互联网上的政民沟通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探索。第一个阶段以政府上网工程为标志。1999年1月22日，中国电信、国家经贸委信息中心联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48家中央国家机关信息主管部门共同发起了政府上网工程，其目的是推动我国政府办公自动化与政府网上便民服务，以此来发挥政府对社会的示范效应，提升整个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但直到目前，政府网站仍然主要以单方发布信息为主，服务性不足、缺乏互动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第二阶段是政民网络沟通的制度化探索，始于2001年湖南红网的“百姓呼声”栏目。此后，安徽芜湖“市民心声”、山东烟台“网上民声”、辽宁省民心网、广东省奥一网等都通过搭建平台让政府部门有效回复网民咨询投诉来推动政府和社会公众互动，增进政府公信力。第三个阶段是个体化政民沟通的发展，与第二阶段同步，2003年开始，不少官员在网上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2006年，一些官员开始实名开博客，2011年，政务微博大量涌现。但微博和博客的制度化目前还处于初步探索期，官员个人微博与机构微博之间的关系尚未明确定位。从长远看，制度化乃是网络政民沟通的方向，因此，笔者着重分析制度化的网络政民沟通模式。

　　一、网络官媒推动模式

　　网络官媒推动模式即由官方网络媒体搭建互联网平台推动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模式。红网的“百姓呼声”栏目、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栏目、奥一网的网络问政平台等都属于这种模式。其大体的具体做法是：

　　1.以鼓励方式推动网民投诉处理机制的建立

　　“百姓呼声”、“网上民声”、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都对网民的投诉咨询采取了完整的处置流程，一方面将网民的投诉咨询编发给有关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又发挥媒体的监督功能来促进问题的有效解决。例如“百姓呼声”在“后台实名制验证”基础上，确立了网友投诉（咨询、求助等）—编辑审核—记者调查—编辑—发调查函—回复（解答）—以《舆情转达函》等形式提交省市县各级党政领导这一整套运作机制。“网上民声”则在烟台市直机关建设办公室的协调主管下，建立了“提问—审核—回复—反馈”的平台运作流程，并将流程细则公开，网民既可实名也可匿名留言。奥一网问政平台则以“问—答—办—督”的长效机制催生了政府部门网络发言人制度，对网民的提问“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应”。

　　为了推动政府部门及时有效回复网民提问，网络官媒还与政府主管部门设计了公开的激励监督机制，例如“百姓呼声”在每周一期的“呼声简报”中对问题转达有关部门情况、政府部门对问题的回复和处理情况予以公告，“网上民声”则通过留言榜单、回复率、满意度、部门承诺等制度鼓励烟台市的党政部门积极回应民意。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则将公众和媒体的监督蕴含到领导留言排行、网民拍砖排行和问政观察员排行等激励性栏目。

　　2.拓宽政民互动网络

　　投诉处理机制只是官媒推动政民互动的开始，近年来，官媒更是将触角延伸到基层，将领域拓展到民意征集等领域。例如红网在市县发展分平台，于2011年3月设立《问政湖南》频道，设置议题征集民意，优化党政官员与网友互动。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则增加了追踪报道、嘉宾访谈和市长关注栏目，与问答平台相补充。奥一网的网络问政平台则增加了捎话汪洋书记和有话问省长、问省直机关、问21地市领导的网民“问”系列栏目，以及权威发布、在线交流、“诚信广东”大家谈等论坛栏目来整合民意。

　　网络官媒推动模式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民沟通，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媒体责任感的驱使，官媒尽管都清楚自己的官方身份，但是更强调自己的媒体身份。例如，胶东在线网站在摸不准主管部门意图的情况下力推“网上民声”栏目，其原因就是“有理想、有责任感的媒体永远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2］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的成长也被归因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责任与使命，以及以独立精神对网络公民理念持之以恒的追求［3］。红网强调新闻立网和媒体的社会责任［4］。监督者和社会价值守护者角色与沟通平台提供者角色相互强化，成为这些网络官媒展示媒体责任感的选择。二是地域主要领导的支持。红网在总结网络问政十余年的经验时，湖南官员“给力”被列为首要因素，奥一网网络问政平台的发展更是与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从2008年春节开始，汪洋书记和省长都给全省网民拜年，汪洋书记还提出“顶出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等观点。在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广东省委办公厅每年两次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网上议政和网下座谈并举，有力推动了政府与网民间的互信。胶东在线的“网上民声”也获得了烟台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定期上报网上热点信息。总体上看，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官媒推动模式成功的关键力量，既使网民的参与日益理性，又使党政干部越来越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政治生态。三是以“帮忙不添乱”为原则的规范化运作。官媒都选择了善意解决现实问题的建设性策略。例如胶东在线认为“‘只帮忙不添乱’应该是‘网上民声’平台所坚持的原则，也是对主管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一个严肃的承诺。”［5］对敏感、容易引发矛盾和冲突的问题以内参形式转给部门，直到问题解决后再公开。与这个策略相配合，官媒们都选择民生作为关注的核心问题，通过规范化运作形成问题从反映到解决的完整流程，与政府形成推动问题解决的合力，促进公共治理的改善。
(本文不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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