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专家周宏仁：中国两化融合“新长征”

周宏仁掏出一张联合国发的普通银行借记卡，对朱镕基说，“这张卡在全世界几乎都可以使用。在欧美可以取出钱来，在非洲可以取出钱来，在亚洲的泰国等地也可以取出钱来。但在国内却取不出钱来。”

时间回溯至2000年4月3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拿过卡片端详良久，若有所思。

2009年9月15日，在北京电子大厦的办公室内，已经归国多年的周宏仁向记者回忆起当时作为联合国信息化专家与总理见面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然而，10年之后，令他嘘唏不已的是，“中国信息化发展速度之快，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

仍以银行业为例，目前，中国的ATM机和POS机四处可见，刷卡消费已经成为了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占了国内消费者零售总额的24%。中国不仅解决了国外银行卡走进来的问题，而且带着中国银联标记的借记卡已经走出了国门，在世界70个国家可以使用。

如果将视线拉长，以一个共和国同龄人的眼光去回顾中国信息化60年之发展，其变化就是天翻地覆亦难以形容。

“不经意间，中国已经拥有了最大的手机网、互联网用户；中国的金融、海关、税务、航空已经拥有了最好的信息化系统；国内大企业的信息化已经接近先进国家水平；农村的信息化正在起飞……在任何一个国家，信息化的速度都不可能像在中国这样飞速发展。”周宏仁说，“如果说，浪费了工业革命的机会导致了百年的积弱，这次信息化的机会我们却已经抓住了。”

“计算机有什么用？”

1984年，从明尼苏达大学学成归国的周宏仁进入国家计委，负责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的建设，开始了信息化建设生涯。

“实际上，中国的信息化从1956年就已开始。”周宏仁说。1956年，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了《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将计算机列入发展的重点之一。两年后，中国第一台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03型计算机研制成功，信息化曾迎来一段迅速发展的时期。

然而十年浩劫却让信息产业突然刹车，令人扼腕叹息。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信息化几乎是从一张白纸上重建。因此，大家几乎是憋着一口劲，加速发展着信息技术，去弥补十几年的耽误。由于信息技术本身还没有充分发展，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更多属于电子、计算机、集成电路等信息产业的基础建设，作为应用的信息化一直处于从属地位。

但在产业发展的同时，一个问题却已经萦绕在人们心中：信息设施建设是为了什么？买这么多计算机能干什么？周宏仁回忆说，1980年代，他在为国家某部委领导安装计算机时，就迎来对方的尖锐质问，“计算机有什么用”，并拒绝安装。

事实上，对于如何利用信息产业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探索一直不断进行。在1984年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发布的《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中，已经提出，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不是为了摆设，而是要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应用它。

周宏仁回忆起当时的尝试，仍然记得，“虽然工程规模没有之后的项目大，但在各个领域内都在做尝试。”

1986年6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计算机应用工作会议”，规划了邮电通信系统、国家经济信息系统等12个重大信息系统建设和传统产业改造的任务，在传统产业中信息化摸索由此展开。

时至今日，对传统工业改造的思想一直贯穿着信息化始终，随着工业水平的进步和自动化的加强，“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便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金字号”工程

在中国信息化的发展历程中，大工程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

由于当时个人电脑没有普及，国内互联网还不存在，信息设备价格昂贵，决定了信息化工程仍然不是全民的行动，而必须由政府主导，依靠政府的决策将信息化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

此后，一些足以震惊世界的巨大工程展开了——国家公用经济信息通信网，即金桥工程；建设全民信用卡的金卡工程；实现全国外贸系统联网的金关工程；后来，为了解决全国税务稽核问题，金税工程也加入了进来，号称“四金工程”。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每一个系统的用户容量常是数以亿计，复杂度往往超过国外数倍。

上世纪80年代担任过北京电子振兴办公室主任、负责规划和实施过很多大型信息产业项目建设的陆首群对此颇为自豪。此时他创立了以运营数据通信、多媒体通信为主的吉通公司。新的吉通公司就是这些巨大工程的实施方。

四金工程成为了当时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陆首群回忆说，1994年增值税改革后，引入新的手段加强对增值税进行监控管理成为当务之急。最初，航天部提交了一个传统方案，通过把发票从五联变成了七联，增加联数来实行稽核。然而这仍然是靠手工稽核，联数的增加还加大了流程的复杂度。电子部适时提出，税务稽核完全可以通过电子化来实现，并得到了首肯。

经过多年的发展，四金工程已经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金关已经国内外知名，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海关信息系统之一；金税工程已经成为全国税务的基础，至今正在实现的金税第三期工程将把每百元征收成本从4.66元降至2.5元以下。金卡工程已经变得越来越庞大，不仅在银行内使用，在公交、加油、电信等多方面都有使用。金桥则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IP电话，另一个方向则是互联网。

在特定的政府主导时期，四金工程的实施让中国积累了大型信息化工程建设经验。即使在民间信息化需求越来越旺盛的今日，大型公共信息化工程仍然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2002年8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提出了“金关”、“金税”、“金卡”、“金财”、“金质”、“金保”、“金农”、“金水”等12个业务系统的“十二金工程”，发展成为庞大的“金字号”家族。

两化融合新命题

随着上述大工程的逐步实施，信息化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也开始逐步凸显。问题之一就是，新兴的信息产业到底该由1993年3月成立的电子工业部负责，还是由掌管通信的邮电部负责？

原信产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彩回忆，此前，各个企业和行业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通信保障，往往选择了自己建设通信网络，如铁路、电力、厂矿等往往都有自己的线路。然而，这些专网的利用率却很低，也无法为其他无力建设专网的民间企业服务，长此以往，将制约国内的信息化发展。

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统一管理问题还和打破电信垄断结合在了一起。信息化要求管理权合一，但管理权合一之后，在当时管理和经营权不分家的情况下，又如何防止电信业的垄断？

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原电子部和邮电部合并，成立了信息产业部，从部委层级上实现了信息化产业的统一领导。此后，通信业实现了政企剥离，并对电信业进行了三次重组，既实现了统一领导，又实现了市场竞争。

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为新世纪的信息化打下了基础。进入新世纪之后，信息化已经从国家主导向着多元化发展，虽然有国家主导的十二金工程，然而，来自于各企业自发的信息化要求已经形成了洪流。

在企业层次上，工业化和信息化的结合已经逐渐展开。根据2008年度中国企业信息化500强调查报告，中国信息化500强企业中，34.5%的整体信息化水平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6.4%则居于国际领先水平。

与此同时，电子商务正在逐渐兴起。2004年10月，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加快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建议》，成为了国家层面上指导电子商务的文件。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企业更是将电子商务的概念迅速普及到了普通大众。2008年，淘宝一家网站的交易量就达到了近千亿元。

在一些人看来，中国信息化的历程体现了谦虚的智慧：当信息化起步时，由于人们的认识不足，政府未雨绸缪布局基础建设，并主导一系列基础性工程；当信息化已经成为了社会的共识，政府微笑着退入幕后，继续铺设着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