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标准背后的国家利益之争：自主终突围

　在外国移动通信厂商织就的天罗地网中，终于有了中国自主的信号

　　本报记者 　李洁言

　　刚刚结束的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王建宙透露，由我国主导的4G通信技术将在7个城市进行试点。此时，距这个被称为TD—LTE—Advanced的4G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不足半年时间，距我国主导的3G通信技术在全国商用也仅两年时间。

　　惊叹4G通信技术的高歌猛进之际，也许鲜有人会注意其背后的故事：这是一场有关国家利益的战争。

　　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

　　这场战争，发端于1998年。是年，国际电信联盟公开征集第三代移动通信(3G)技术标准。

　　与其他行业不同，移动通信行业历来是跑马圈地，先入为主。原因很简单，移动通信对网络前后的一致性和设备间切换的便捷性要求极为苛刻，哪个运营商也不愿意承担后期高额的维护成本。

　　囿于国内通信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技术标准上，我国曾经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欧美7个国家的8大公司几乎控制了整个全球市场，标准在别人手中，中国的企业没有任何主动权，结果是技术没换到，市场也放了出去。

　　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移动个人用户，守着让所有人垂涎欲滴的市场大蛋糕，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这里赚得钵满盆满，真金白银哗哗地流进国外企业的腰包。

　　“每一个标准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利益。”时任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组长曹淑敏的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要改变这种窘况，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掌握标准。

　　1998年的3G标准征集，是一个机会。顶着国内诸多关于中国“能否玩得起这个游戏”的质疑和争论，国内组织权威专家进行反复激烈的讨论，1998年1月的香山会议，时任邮电部科技委主任的宋直元坚决地拍了板儿。2000年5月，中国申请的TD-SCDMA终于被正式批准为第三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

　　仅凭一家企业，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使命”

　　有了白纸黑字的标准，还必须完成关键技术突破并将其产业化，才能真正转化成生产力。这个历史重任，落到了标准的最初提出者大唐电信集团的肩上。

　　当时，国内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社会各界普遍对TD-SCDMA标准缺乏信心，鲜有支持者，多数企业站在一边静静观望。

　　与此同时，TD-SCDMA在技术研发等方面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大唐推动新标准产业化的步伐，从与西门子合作开发基站开始。但很快他们发现，整个产业链上其他环节的产品和企业几乎是一片空白，每一个环节都要自己来开发。大唐意识到，仅凭他们和西门子，这肯定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使命”。

　　此时的TD-SCDMA，濒临研发难以为继的边缘。严峻的现实迫使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内通信界更深层次地思考TD-SCDMA的未来发展：只有形成一个产业联盟，上下游的企业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国内主导的移动通讯产业链。

　　知易行难。彼时的国际国内形势都非常不利：TD-SCDMA和CDMA2000、WCDMA虽然同为3G的国际标准，但发展的成熟度不可同日而语。

　　所以，当大唐振臂一呼时，企业的反应却出奇的冷淡。

　　TD联盟秘书长杨骅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当时还在大唐工作的他和时任大唐移动总裁的唐如安一家家地登门拜访，但根本就见不到企业的高层。拜访了10家企业，只有一家见到了公司的二级领导，“这是我们见到的最大的领导”。

　　经过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次的沟通说服，终于，有9家企业同意发起成立联盟，虽然绝大多数并非真正看好新标准产业化，完全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但于大唐来说，这也已经是超出想象的好结果了。

　　2002年10月29日，联盟成立的前一天晚上，会场全部布置完毕，一家企业突然电话通知退出，理由是：参加联盟不确定能给企业带来什么，还可能以各种名目收很多钱，强扭的瓜不甜，大家只能一通手忙脚乱，改背板、改资料。而另一边，联盟内企业间的谈判还在进行，几个问题尚不能达成一致，多方电话会议与现场会议同时进行，一直持续到半夜两三点，联盟企业总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外国移动通信厂商织就的天罗地网中，终于可以搜索到中国信号

　　距离联盟成立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企业的代表们还在不分昼夜地讨论联盟的章程、组织架构、工作办法。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大家吵翻了天。不过回头再看，杨骅坦言当时“吵成那个样子是值得的”， “如果开始框架没有搭好、规则没有定好，TD产业联盟也许走不到今天”。

　　事实上，在其之后，仅中关村就陆续成立了几十家不同行业的产业联盟，但不少联盟某个企业的色彩太浓，鲜有像TD联盟这样完全是独立的第三方，并在产业发展中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一个典型的细节，为了确保联盟的中立性，杨骅专门从大唐出来专心做联盟的工作。

　　这种积极地争吵帮他们廓清了很多原则性的东西，对3个有关联盟发展的关键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技术转移问题和企业间的合作问题，确定了创新性的处理原则和具体办法，而这一点，对产业联盟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为其他行业的连横发展、系统创新提供了一个经典范本。

　　联盟成立初期，一些死对头企业很有点老死不相往来的劲儿。联盟开会，有的企业领导话讲得很清楚：“有哪家在我是不参加的”，或者，“我参加可以，只要谁谁在我不讲话”。但是，共同的市场利益、重大技术问题一起攻关探讨的原则，要求大家必须摒弃前嫌，一致对外。于是，在这个行业里经常会看到这样一幕奇特的场景：联盟内部，大家坐在一张桌子上，有问题共同探讨，而且可能后来还成了朋友；但出了这个圈子，彼此又相忘于江湖，为了各自公司的利益兵刃相见。

　　解决了关键问题的TD产业联盟，就像一个虽先天不足但后天喂养得当的婴儿，飞快地成长着。而惊人的发展速度，令国外的同行目瞪口呆。2008年，杨骅到欧洲参加技术交流会，当听到杨骅说中国有1.8万个基站却还处于预商用试验阶段，来自德国的会议主席吓了一跳：在欧洲，1987年开始研发、2005年真正成熟的WCDMA标准，全德国不过有5000多个基站！

　　在外国移动通信厂商织就的天罗地网中，终于可以搜索到中国自主的信号了。截至2010年年底，在移动、联通、电信三分天下的国内3G市场，TD-SCDMA占有45%的份额，其中，国内厂商的市场份额由2G时代的5%飙升到80%。

　　战略意义远不止于此。

　　TD产业联盟的建立过程，还给国家培养了一支国际标准的人才队伍。杨骅戏称，锻炼出了一支“用英语吵架很溜”的队伍。

　　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摸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创新办法：在开放市场条件下，落后的国家如何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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