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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CEO”黄奇帆眼中的重庆IT业“5年愿景”
摘要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外有个别名——“重庆CEO”,在他的眼中,最重要的就是IT产业。“2000年,重庆IT产业的产值仅20亿余元,2010年达1000亿元,10年间涨了50倍左右。预计到2015年,重庆IT产业产值可达1万亿元!”...
重庆市长黄奇帆在外有个别名——“重庆CEO”,在他的眼中,最重要的就是IT产业。“2000年,重庆IT产业的产值仅20亿余元,2010年达1000亿元,10年间涨了50倍左右。预计到2015年,重庆IT产业产值可达1万亿元!”也就是说,在5年的时间里,重庆的IT产业产值还要涨10倍,在全球IT产业增长面临巨大挑战的今天,重庆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实现这样的增长?
全球笔基本电脑基地如何炼成
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以下简称西永园区)坐落在重庆的西部新城,总规划面积约37平方公里,毗邻重庆大学城和重庆铁路物流园,内外环高速、渝遂高速、成渝城际快铁及规划中的4条轻轨线纵横穿越,距西部铁路物流园3公里。同时,园区开通了直达国际通信关口局的3条数据宽带专用通道。在重庆轻轨开通前,要想进入这里,需要经过一个有五六分钟车程的隧道,时常会发生拥堵,交通并不是非常便利。
但这似乎并不妨碍其未来的发展,隧道口打着醒目的大标语——“打造西部硅谷”。重庆市将这里作为信息产业发展重点,以惠普、富士康为代表的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便集中于此。“作为重庆笔记本电脑基地的主要建设方,我们园区去年的产值有十几亿元,今年园区产值超过了百亿元,计划明年产值要上千亿元!这是政府给我们下的命令。”西永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江说,他同时也是西永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你能相信这种10倍速的产值成长吗?不过,在重庆市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这似乎并不是神话。
2010年11月30日,笔记本电脑厂商宏碁和重庆市政府正式签约,宏将在重庆设立其中国第二运营总部,年产笔记本电脑将达到4000万台。
作为中国传统制造基地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产业升级压力增大、企业商务成本增加,制造企业纷纷考虑向西部城市迁徙。认识到这样的机遇后,重庆市政府主动将目光瞄准了笔记本电脑行业,因为这是金融危机下为数不多的逆市增长行业,涨幅在20%以上。
惠普是首先落地重庆的“金凤凰”。故事是这样的。2008年5月12日,市长黄奇帆率团去惠普美国总部洽谈招商事宜,此时却接到了汶川大地震消息。于是,他连夜和工作人员一起找寻相关数据,准备了一份结合灾情与重庆历史以来地理情况的全新资料。第二天的谈判时,当他将这样一个数据详实、风险分析详尽的资料展示给惠普高层时,对方十分诧异,表示将尽快派考察团到重庆实地查看。2008年10月,惠普400万台笔记本电脑内销项目签约落户重庆。
黄奇帆接着盘算,2008年全球笔记本电脑产量约1.6亿台,到2011年和2012年,可能会达到3.2亿台或者3.5亿台。惠普在全球市场中占据1/4份额,意味着未来有4000万台增量。对于这些新增的产量,将会放在中国沿海就地扩张呢?还是有新的布局?
于是他又许下宏愿:把笔记本电脑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在重庆本地生产,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3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政府补贴。这样一来,惠普决定将3600万台电脑出口生产基地放在重庆。
随即他们认识到,当品牌商决定地点后,代工厂商就会跟过来,要乘胜追击。2009年2月,黄奇帆去台湾见了富士康的郭台铭。一见面,黄别出心裁地向郭台铭说,自己不是来招商的,而是来送订单的,要和富士康讨论一个战略。“惠普给了重庆4000万台电脑的单子,你如果有兴趣的话,重庆市至少可以把1/3或者把2000万台生产交给富士康做,把你的零部件制造基地,也带到重庆去。”黄奇帆说。郭台铭很快就把富士康的4个副总裁、10个部门经理都叫来了,原本不到半个小时的见面时间延长到了三个半小时。更好的消息是,拿下惠普、富士康等项目后,100多个零部件供应商也跟着来了,集群效应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2010年1月26日,重庆沙坪坝西永微电园区,惠普中国第二座综合性电脑生产基地在重庆竣工投产,开启了重庆笔记本电脑的制造元年。
制造业的集群效应也带动了研发。惠普、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企业的研发中心纷纷前来落户,使重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制造业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由此,重庆终于在信息产业找到了思路,那就是以笔记本电脑生产加工为基础的IT制造中心。这样的机遇对于重庆而言不可多得,要知道早些年重庆在信息产业的道路上并不通畅,经历过彩电、通信、芯片等未能成型的尝试。
最终巩固重庆笔记本电脑区域优势的是宏基的落子。2010年12月1日,宏基与重庆市政府签约,计划投资1.5亿美元设立全球制造基地和运营总部。这是宏基在全球战略布局中唯一的一个复合型基地。黄奇帆表示,“重庆原来说1+3+100,1是指惠普,3则是代工厂商,以后将会是‘2+6+200’,意即两个品牌商(惠普与宏碁)、6个代工商,另外零部件厂商达到200家以上。”这些企业到位后,就会形成1万亿元销售值,1亿台笔记本电脑加零部件的产业布局。
重庆在IT产业发展上遵循的经验是:以大公司带动产业集群发展,做全产业链建设,过去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便很好印证了这一点。此时的重庆市政府,更像是一个有着狼性精神的企业,想好就做,边想边做。
三大布局承接产业转移
经济学上的产业转移理论,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工业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基础,承认区域间不平衡的现实,认为条件好的地方应较快地发展起来,并通过产业和要素从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转移,带动条件差的地方发展。这一理论把经济效率放在区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时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市正面临着产业转移的机遇。但是,这一机遇具有较强的时限性和空间选择范围,重庆之外,成都、西安、武汉等城市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城市之间的竞争有“一次性洗牌”的性质。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关键在于重庆能否具备吸引产业结构转移的特有内部优势。
相比较中西部其他城市而言,重庆的政策优势最为突出。2009年,国务院以“三号文件”形式明确了重庆的发展思路。重庆成为内陆唯一保税港。如果企业在沿海收25%的所得税,那么在重庆只有15%。但要说服企业“孔雀西南飞”,还得解决运输成本上的后顾之忧,这个老问题让西南错失了过去20年的发展机会。为此,重庆开通了渝深铁海联运,这条货运通道让产品由重庆出口欧洲,其物流成本跟上海、江苏几乎一样。重庆经新疆到俄罗斯再到欧洲的铁路运输,费用跟从上海、深圳运到欧洲的费用相当,但却省了20多天时间;重庆明年将再启动50万平方米的新航站楼建设。这样的物流优势使长期作为大后方的重庆,有望成为国际制造的前沿。正所谓,转过身,后方就成为了前方。
有望得到良好解决的还有劳动力资源问题。在过去,沿海一代制造业的兴起,让西南高密度的劳动力向沿海转移,他们所获取的,也仅仅是温饱性收入。为了让他们回归本地,重庆改变了原有的社保模式,如今只要在重庆务工满5年,就有可能获得当地户口。政府还在加工贸易区建宿舍,给初级员工居住,中级员工则可以住公租房,高级员工可以自己买商品房,给予个人退税补贴。这样做等于政府和社会把员工生活揽下了,企业只造厂房,不用去造宿舍,节省了投资。“让打工者在家门口工作,并且真正融入城市,安居乐业,在这里创造价值,在这里挣钱养老养家,从而也解决了本地就业问题,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西永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朱江说。
“金融结算中心”是重庆市的另一个战略性举措。在过去,中国有1.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额的金融结算都在海外,中国的沿海省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加上大多数税收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免五减半”,等于没收什么钱。在与惠普合作后,重庆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其将亚太结算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直接为中国制造增添了高附加值。重庆的计划是,今后两年争取再吸引两三家企业增加结算业务1000多亿美元,这样重庆将形成约3000亿美元的结算额,全国有1万亿美元加工贸易,这里结算量就占到1/3,将真正成为我国内陆的国际结算中心。
将这三个概念结合就是“重庆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重庆希望打造加工贸易“微笑曲线”的两个高端。“因为当你把零部件集成在这里的时候,高端研发也有了;当你把销售、结算放在你这里的时候,附加值高端也有了。”黄奇帆在对外公开讲话中表示。
转型之路还很长
依托劳动密集型的IT制造产业,重庆在内部展开了区域市场竞争。对于IT企业而言,以打造专业集群效应为特色的西永园区,和有着国家级开发区待遇的两江新区,都是可以选择的进驻地点。目前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设在西永园区,但宏基也依然可以将基地设在两江新区,看上去两边各有竞争优势。
规划用地10.3平方公里的西永综合保税区与西部物流园和毗邻的规模达15万人的重庆大学城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环境。一旦地铁畅通后,这里的环境更适合“工作”,土地和居住成本也比两江新区更有优势。重庆恩菲斯软件有限公司是黄奇帆亲自去中科院招回来的创业型软件研发企业,一到西永园区,就为其提供了将近3000平米的办公环境,自主装修可以免一定年限房租。经过3年左右的拓展,现在已经形成140人的规模。“虽然现在交通还不是很方便,但我们去旁边的大学城招实习生还是很便捷的。”恩菲斯信息化软件部总经理张镭说。
2010年5月19日上午,重庆“铁海联运国际大通道”举行起运仪式,深处内陆2000多公里的重庆市因此可以与上海等沿海城市竞争,如果目的地是欧洲,重庆甚至能少花一天运输在途时间。
两江新区作为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除享受浦东和滨海现行政策之外,还叠加了西部大开发、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国务院3号文件、内陆保税港区等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我们现在没有周六日,忙不过来,都是企业主动找到我们要进园。”两江新区管委会服务业促进局项目经理邓玥介绍说。据说,这里最快的入园企业,一个星期就办完了所有手续。为了吸引高端人才进入,对于年收入5万元以上的高管,他们免除个人所得税,另外在子女上学和住房等方面都予以大量补贴。
种种的优惠政策所吸引来的投资,如何才能在重庆有更为深入的发展,能够在根本上带动这个西南重镇的经济转型,这可能还需要时间来检验。很多地方官员和专家都认为,现在的开发区、新区已经没有当年深圳特区在体制上的突破空间,主要靠税收减免和土地优惠来吸引投资,容易滋生大批“候鸟式”企业——其他开发区政策更优惠立马就走了,无法形成长期稳定的产业链。
只有形成真正的产业集群效应,形成高中低端人才梯队和蓄水池,重庆的信息产业发展,才算是有了源头活水。再回过头来看重庆早年对电信以及芯片产业的培育,最终没有大发展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电信政策特殊,手机制造商拿不到相关生产牌照,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还是高端研发人才的缺失,与西安、成都这两个区域相比,重庆高校在高端科技人才的储备上略显薄弱。
问题还有很多:笔记本电脑这一产业的利润周期还有多长?重庆能否据此获得电脑厂商转型期向平板电脑挺进的大单?能否顺势将电信以及芯片产业也吸引过来?在互联网引领商业变革的时代,重庆除了“笔记本电脑”,还能有新的科技名片吗?在强力引进外资的同时能否兼顾当地中小企业的发展,扶持本地的创业与创新呢?
(本文不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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