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军的青涩岁月：大学时创办三色公司失败

　　“我特别害怕落后，怕一旦落后，就追不上，我不是一个善于在逆境中生存的人。我会先把一件事情想得很透彻，目的就是不让自己陷入困境。就是说，我是一个首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再出发的人。”雷军曾这样描述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处事心态。

　　科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一书，揭秘了小米公司创始人雷军早年一段鲜为人知的创业经历。

　　樱花盛开的季节

　　雷军1969年12月16日出生于湖北仙桃市，“我从小就是好孩子、好学生，根红苗正。”中学时代，他周围的学习氛围很浓厚，“我们仙桃中学也还挺厉害的。6个班考了了17个清华、北大，我高二的同桌上了北大，高三的同桌上了清华。”

　　1987年这一年高考时，由于好友填报了计算机专业，“为了日后和好友仍有共同语言”的雷军也选了同样的专业，考进了武汉大学计算机系。此前，他曾用过苹果的老式电脑，但没想过自己的未来会跟电脑扯上关系。

　　雷军在进武汉大学的第一个晚上，就赶到教室上晚自习。此后他每天一大早都赶到教室去占位子，要在最佳的位置上听课。他把时间分割成以半小时为单位，为自己制定好每半小时的学习计划。有午睡习惯的他看到有的同学不睡午觉而在看书时，便再也不睡了，因为他怕同学们在这段时间里学到了他不会的东西。

　　“今晚有新电影哦!快走吧!”周末的晚上，同学们兴奋地呼朋引伴。雷军则继续埋头于课本中，似乎充耳不闻。他喜欢看电影，但每次都要自习到晚上9、10点钟，才去看重放的第二场。

　　雷军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在《数字逻辑》课堂上，老师总是先问大家，如果无人应答，就点名雷军来回答。

　　“读计算机专业，我觉得还是很适合的。所以我下的工夫比其他的同学要大，表现了一点小小的天赋，大家觉得我的程序写的很好，”雷军崭露头角的一件事是在大一时编写的Pascal程序，等他上大二时，被编进大一教材里用来教导学弟学妹。

　　当时计算机系机房的电脑不超过十五台，上机资源很紧张。“我的解决上机问题的诀窍就是‘泡’，每天呆在机房里磨蹭。我最好的运气就是别人不来，有空的机器;如果有人不懂，我也可以借指导之机用一会;实在不行，就坐一边看看热闹。”雷军回忆有时候遇到不好说话的机房管理员，死活就是不让他进去，“一般想泡机房就必须提前一个小时去在门前排队，武汉的冬天是没有暖气的，非常冷，但机房里又必须穿拖鞋，我们机房旁边就是一个风口，在机房门前穿拖鞋等上一个多小时就已经冻得直哆嗦，但我还是乐此不疲。”因为雷军去得太频繁，以至于后来管理员看到他，不问他有没有上机票就往外轰。

　　 


                       《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一书封面

　　后来，由于老师们都想让雷军帮着做课题，因此不止一个人把自己机房的钥匙给了他，他最多的时候同时拥有三个老师机房的钥匙。

　　雷军两年修完了大学四年的课程。他掌握了一些诀窍，譬如重要的课程，就上四分之一的课，不太重要的就只上八分之一的。他认为计算机专业不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搞懂精髓之后，所有的东西都挺简单，“强调的是实践。”

　　随后，雷军准备到武汉电子一条街上实践和闯荡一番。(本文摘自《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神秘的黄玫瑰

　　“雷军，中午来我这里吃饭啊!”电子一条街上的一家店铺老板向骑一辆破自行车路过的雷军打招呼。

　　街上的老板们都知道这个小伙子很厉害，是个技术高手，每逢他上街转悠时，街上的老板们“恨不得隔二十米就跟他打招呼，请吃请喝。”《知识英雄》书作者刘韧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描写。

　　有些青涩，笑起来脸上有个酒窝的雷军总爱背个大包，里面装满了资料和磁盘，出现在这条街上，“武大樱园宿舍到电子一条街，距离并不远，但走路需要四五十分钟，自行车成了必须的装备，新自行车招贼，所以最好是辆‘破’自行车。”

　　至于为什么要背一个大包，雷军解释，“对于一个高手来说，所有常用软件必须自备，至少需要20张软盘。编译工具里没有编程接口资料，也没有电子版的图书，只好常备几本很厚的编程资料。那时的书质量不高，内容也不全，还常常有很多错误，至少需要三本对照着看。背着三本很厚很沉的书跑来跑去，肯定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街道两旁，装修较新、竖着色彩斑斓标牌的门脸房，与陈旧的楼房主体形成鲜明的反差，恍若相隔两个年代。在林林总总的经销配件和软盘的商店中，有一些大一点的门脸，那些常常是国际品牌的本地代理。喏，这个是IBM的，招牌上有“IBM代表着计算机发展的方向”的字眼。那一家是惠普的，招牌上写着“我们当然采用标准，我们更创立新的标准。”

　　这是一个纷繁动感的时代，武汉电子一条街与之脉搏相同。雷军穿过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仔细地逡巡着一些门市，努力把握其中流露出来的软件业新动向。

　　一天，雷军发现了一种让他震惊的中文字处理软件，这就是求伯君的金山WPS。当时雷军不相信中国内地程序员会开发出这么好的软件，他评价这种软件定位很准，就是一种字处理软件，不是用户无法接受的、复杂的排版系统。

　　WPS软件与价值不菲的汉卡配套卖，雷军心痒痒地想弄一套，但其价格让人咂舌，一套需要2000多元。当时，这笔钱对雷军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雷军家境还可以，不过他的一个姐姐当时也在念大学。除了大一让家里给他交了学费，此后他的学费和生活费都靠自己去赚。其经济来源包括稿费和奖学金，“席卷了武汉大学所有奖学金，这个真的不吹牛。”他先后获得了“挑战者”大学生科研成果三等奖、武汉大学三好生标兵、光华一等奖学金以及两次湖北大学生科研成果一等奖等荣誉。

　　面对WPS，这一次他可没有扮演好学生的角色，而是当了一回真正的“黑客”。他把WPS解密，并移植到普通电脑上直接使用，“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几乎有两周没怎么睡觉，终于完成了。在使用过程中，我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增强和完善，不少朋友觉得很好用。于是，我解密的WPS版本成了国内最流行的WPS版本了。”

　　求伯君也开始查访是哪个江湖高手解密了自己的软件。正所谓“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不过，此时的雷、求二人相隔千里，尚无缘谋面。

　　上学期间，雷军最要好的朋友是在电子街上认识的一个工程师王全国，“雷军在那条街上，特别活跃。”王全国回忆，“那时候没有正版软件渠道，没有互联网，根本没有软件流通的正规体系，所以搞软件就像赶集一样，爱好者之间经常聚在一起交流交换。那时我手里的软件最多。我这里成了软件集散地和中转地，雷军和我时常交换软件，就混得特熟。”

　　当时王全国在为公司开发一个加密软件的界面程序，而雷军此前写过一个加密软件的内核程序，双方决定合作这款软件BITLOK。雷军的编程思路是直奔主题，迅速动手，而王全国则喜欢从外围入手，琢磨有没有窍门。“在外面看半天再去做其实也挺慢的，直奔主题走错方向也会很慢，两者结合起来，不断修正，就是一个很好的合作。”雷军深受启发。

　　两个人殚精竭虑地编程，有个礼拜天，他们从早上忙到了傍晚，出门吃饭，看到了夕阳，雷军称：“当我们见到太阳的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

　　他们晚上躺在公司怎么睡都睡不舒服的沙发上。由于睡不着，他们浮想联翩，梦想有一天拥有自己的公司。雷军很喜欢马丁•路德•金的一句名言“I have a dream”(我有一个梦想)，并将之作为座右铭。

　　天亮了，没有自己公司的他们没法在软件上署一个公司名，于是

　　王全国建议将软件署名“黄玫瑰”(Yellow rose software workgroup)，因为当时街上正放映电影《神秘的黄玫瑰》。“以后我们在自己的作品里面，经常用‘馈人玫瑰之手，历久犹有余香’这句话作为标准签名档。”雷军回忆。

　　软件编完后，王全国所在的公司给了50元加班费，他把这50元全给了雷军，这应该是雷军平生编软件得到的第一笔报酬。(本文摘自《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错失杀病毒软件机遇

　　“我们做了一个病毒免疫程序，可以让程序免受病毒侵扰，如果染上病毒，该程序可以像抖落身上灰尘一样把病毒清除，”雷军这样回忆1990年他开发的第二个商品化软件免疫90，这是和同学冯志宏合作开发的。

　　当时，他们在校园外找了一家有电脑的公司去编程，为了给开发留出充裕的时间，他们选择了寒假。

　　假日里，同学们基本上都回家了，少了青春热气支撑的校园，空荡荡的愈发显得寒冷。走出宿舍的他们伏身骑上自行车，赶往那家公司。寒风吹来，冻得人直打哆嗦。冯志宏回忆当时他们的脚都生了冻疮。

　　由于学校放了假，在食堂吃饭很不方便，他们就自己动手煮面吃，

　　多年以后，雷军还啧啧称道冯志宏煮的波纹面很好吃。

　　最后，他们终于开发出了免疫90杀毒软件，售价260元一套，拿到市场后卖得还不错，仅在武汉就卖出了数十套，他们每人赚了几千元。

　　在老师的推荐下，免疫90获得了湖北省大学生科技成果一等奖。雷军在计算机类刊物上发了很多篇关于防病毒的文章，一时小有名气。最让他自豪的是，学术刊物《计算机研究与发展》上刊发了他的一篇学术论文。

　　随后，雷军开始琢磨考虑制作防病毒卡，经过一番辛苦，终于做出了样品。但此时已有人在市场上推出商品化的产品了，这就是华星的防病毒卡。

　　“我当时认为不是第一个做出来的就没有市场，时隔这么多年，我才知道别人做出来了，并不意味着自己不能做。我错过了这次机会。”雷军后来说。

　　1990年雷军在杀毒软件领域的努力其实并不晚。这从中国杀毒软件史中的标志性人物王江民的发展历程中可以得到验证，在雷军研发免疫90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烟台，王江民也开始他的杀毒生涯。

　　在雷军放弃杀毒软件探索4年后，王江民开始把KV100软件商品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中国杀毒软件领域的龙头老大。

　　1998年的一天，雷军、王江民、鲍岳桥三人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主办方在会场打出的条幅是“软件业巨子汇聚西安”。当有记者采访雷军时，他说：“我算不上巨子，旁边两位才算得上巨子。虽然，我内心不承认我程序比他们写得差距有多大，而且，我觉得我程序写得很好，但我的程序员生涯毕竟是一个悲剧的结尾。我写过一些好程序，但是我真的是没有赶上好时光……”(本文摘自《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第一次创业失败

　　“一本书、一个人改变了我一辈子，这使得我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想建一家世界一流的公司。”雷军曾这样说，这本书就是他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曾看过的《硅谷之火》，“那是80年代的一本书，印得很粗糙，翻译也跟今天不太一样，但看得我激动的不行。”

　　该书第一版于1984年发行，讲述了截至到当时的“本世纪惟一而数额最大的合法积累的财富”(风险投资商约翰•多尔语)的那些人的故事，其中包括盖茨、乔布斯早年的创业传奇。

　　雷军喜爱那位与盖茨做对的乔布斯，“八十年代是乔布斯的年代，他是全世界的IT英雄，当年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今天。九十年代初，连盖茨都说，他只不过是乔布斯第二而已。”

　　“我深深地被乔布斯的故事所吸引。在武汉电子一条街打拼一段时间后，自我感觉良好，就开始做梦：梦想写一套软件运行在全世界的每台电脑上，梦想创办一家全世界最牛的软件公司。”雷军说，“《硅谷之火》给了我这样一个启迪：你要是有梦想不妨一试，那样你也许真能办成一家世界级公司。”

　　“惊风飘百日，光景驰西流。”眨眼到了大学四年级，雷军开始和王全国、李儒雄等人创办三色公司。

　　“我当时想，乔布斯、盖茨就是大学创业成功的，我为什么不可以?想到这些，顿时热血沸腾，脑子晕晕的。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好奇怪，我们好象根本就没有讨论过，开公司谁投钱，开张后做什么，靠什么赚钱等问题。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雷军说。

　　“四个人，每人25%的股份，大家都很高兴。没过几天，问题来了，每件事情都需要反复讨论，到后来，甚至改选了两次总经理。”

　　雷军这样描述当时三色公司的管理架构。

　　他们的产品是一种仿制金山汉卡，用现在流行的话就是搞“山寨”作品。可是随后出现比他们更厉害的山寨大王，把他们的产品又盗版了，这家公司已有一定的规模了，因此可以把同类的产品做的量更大，价格也更低。这段故事非常有谶言味道，它预示了在中国从事软件业的艰难。

　　雷军说，“看起来我们的团队很强大，最多的时候有十四个人，业务范畴也挺宽的，卖过电脑，做过仿制汉卡，甚至接过打字印刷的活。”但实际上三色公司度日为艰，不要说公司运营，即使他们生活上也面临着等米下锅的局面。一天，几个人呆在一起，面面相觑，忽然一个伙伴开口说自己可以去找食堂的大师傅打麻将，赢些饭菜票回来。

　　结果，这位夸下海口说自己麻将打得好的同学真不是浪得虚名，很快弄回一堆饭菜票。此后，实在没钱的时候，雷军他们就派他去打麻将赢饭菜票。

　　半年以后，三色公司运营不下去了，他们决定散伙。清点公司资产时，雷军和王全国分到了一台286电脑和打印机，李儒雄分到了一台386电脑。

　　公司停办的第二天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走在樱花路上，细细的光束从林荫道的树丛中洒下来，照在雷军的身上，让他感到一种释然，“生活是如此的美好，真轻松啊!梦魇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迎来的是新的生活。”

　　三色公司的失败显然改变了雷军的创业理念，多年以后，他表示对大学生创业模式不提倡不鼓励，“我们得考虑中国的国情，我们跟美国的国情真的差别很大，我们大学的教育其实素质和能力教育相对偏弱，这样出来创业的话，成功率是很低的，而且可能我们鼓励学生创业还耽误了他应该有的学业，有点得不补失。”

　　“但见时光流似箭，岂知天道曲如弓。”大学生涯很快要结束了，这段岁月给雷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他曾回忆，“梦到武大，想到都是樱园，樱花大道，老图书馆，理学院楼……武大，满载着我的青春岁月”。

　　毕业的时刻到了，同学在背后议论，在他们中间，雷军会是十年内最好的。他听后暗自揣摩：“难道十年后，我就不是最好的吗?”(本文摘自《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图注：1998年时的雷军

　　北京，北京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我似乎听到了它蛀骨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里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这段文字出自汪峰的歌曲《北京，北京》。

　　1991年的秋日里，雷军毕业后，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开始工作。他工作认真，“如果浪费了半小时时间，我就觉得很惭愧。后来我看到很多人不珍惜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人真没出息。时间是自己的，你到一个公司打工的时候，偷懒，老板没有看见，就觉得自己又蒙了一下，玩猫和老鼠的游戏，真是没有必要。公司所付的那么一点钱，就买下了你一个月的青春?学会的东西首先是自己的，其次才是公司的。没有多少人真正计算过自己一个小时值多少钱。”可是，研究所这份工作很难让他产生激情。

　　


        图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关村

　　雷军的偶像乔布斯也说过：“成就一番伟业的唯一途径就是热爱自己的事业。如果你还没能找到让自己热爱的事业，继续寻找，不要放弃。跟随自己的心，总有一天你会找到的。”

　　雷军在业余时间，开始在中关村寻寻觅觅。中关村和武汉电子一条街有着类似的生态系统，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放大版，嘈杂而又生机盎然。

　　由于白天要上班，不能干别的，周末还要到中关村会朋友。这样，雷军写软件的时间只有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为了节约时间，我经常用小时来安排晚上的日程表。有时如果完不成计划就干通宵。干通宵虽然累，但也有某种精神上的安慰。每每凌晨的时候，万籁俱寂，而我一个人还在电脑前干活的时候，当时有一种极大的精神鼓舞着我：我在用别人睡觉的时候干活。”雷军感觉那个时候，电脑风扇的噪音和敲键盘的声响都变成了悦耳的音乐。

　　青年雷军称自己当时面临的最大折磨不是苦累，也不是报酬太低，而是无法与人分享甘苦，“每每我遇到一个难关，不会有人帮忙解决;花费很大的力气解决的时候，高兴得手舞足蹈，也没有人分享。”

　　(本文摘自《雷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一书，科学出版社出版)

(本文不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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