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张朝阳的四个成语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安郊区某兵工厂的一个职工家属大院。在当时，没有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也没有“愤怒的小鸟”和“植物大战僵尸”，大院里的孩子玩的是滚铁圈、撞拐子、打群架。1964年出生的张朝阳就是混他们中间的一个。他是兵工厂里知识分子“张大夫”和“李大夫”的长子。

　　这群孩子当中，很少有人知道“高考”这一回事，自然也没有什么学习压力。他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当上“红小兵”，三年级时，张朝阳当上了红小兵中队长。他模仿电影《向阳院的故事》，暑期期间发起了“向阳楼运动”，组织一帮红小兵在居民区给树浇水、帮食堂大师傅择菜。同其他别的孩子一样，张朝阳的童年浸泡在一种单调且单纯的环境中，带着浓厚的时代色彩。

　　后来，张朝阳曾经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和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两部电影里找到了属于自己那一代人的特殊记忆。他们一直在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前进。

　　儿时的张朝阳对未来有过很多想象，他有着五花八门的爱好。九岁时他练了半年武术，为此妈妈还特意给他做了一条像模像样的灯笼裤;后来他痴迷上了画画，立志要当个画家;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喜欢上了音乐，整天琢磨着要是什么时候能进陕西省剧团拉二胡或者唱秦腔就好了;四年级的时候，他又迷上了《水浒传》，每天苦练石子砍树，希望能练就书里“没羽箭张青”打石子的绝技。

　　八、九岁的时候，张朝阳从家里的储藏室翻出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的“脸红心跳的”。他后来说，“我很小的时候就表达了一种对美或者对小资的喜好。”冬妮娅身上的小布尔乔亚气质曾让他一度充满想象，也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美国留学生活。

　　1976年，张朝阳升入初一。两年后，一篇轰动全国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得陈景润作为一个数学奇才一夜之间街知巷闻、家喻户晓。数学家、物理学家成了那个时代的全民偶像，当孩子们在被问及“长大后做什么时”，都响亮地回答：“要当科学家!”张朝阳回忆说，“那时候的人们，对虚伪的政治运动已感到厌烦，所有的热情转向学习数理化，几乎每一天都有新思想出现。整个社会上流传着的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

　　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催生了他对数理的热爱，张朝阳开始觉得做个受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也不错。

　　1981年，十七岁的张朝阳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被问及“清华烙印”给创业带来的影响时，张朝阳沉吟良久，说了两个字：“韧性”。当年清华的物理班集结了各省的尖子生，大家价值观相对单一，甚至很多人立志要拿诺贝尔奖。考试好才是唯一的标准，考试不好就是不聪明的。“当时的清华学生念书非常疯狂，与外界隔绝，对科学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在这种环境下，张朝阳开始自我怀疑，做很多习题，自己跟自己较劲。“我的成绩一直是前三名，可是得不到第一名时的感觉。”他需要寻找另外发泄的途径，大冬天的，他凿开清华游泳池里的冰就往里跳，或者每天绕着圆明园跑五六公里，有一段时间，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种自我认同上的强大。

　　他说，“清华的几年使我学会了在极端压力下如何去生存。后来融资的压力比起在清华时显然更大，很多人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未能坚持过来，变得平庸。你能存活下来，你的心理承受力就炼出来了”。

　　1986年，他从高手如云的清华物理系脱颖而出，考取了李政道奖学金，也就为自己争取到了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物理学博士的机会，他一下子成了骄子中的骄子，那一整年的时间，他都是在 “春风得意马蹄急，一夜看尽长安花”的飘飘然的感觉中度过的。

　　“我接受这种教育，并在这种价值观下勤奋、严肃、认真地走了几十年，走得非常累。现在终于有一个空间可以使我有机会消除这些价值观了。”在本该浪漫的年龄他错过了浪漫，到美国以后，他“玩得特别厉害”，开始肆意享受迟来的青春期，“有一种补课的心理。”

　　美国式自由主义精神给张朝阳的生活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价值观多元化之后，做物理时的一根筋也随之松动了，“变成了多根筋”，他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穿着，受到好莱坞影星的影响，张朝阳慢慢觉得自己要“酷一点”。

　　由于有着充裕的奖学金，他不必像电影里那样到中餐馆打工，比起同时期的留学生，他显得潇洒许多。

　　“我在银行里从来都没有存款。买车，一定是敞篷车，开车路过商店时要来个急停调头，进去买一副墨镜戴上……穿衣服一定要穿polo。”他还梳了差不多有一年时间的马尾辫。夏天的时候，他会驱车三小时，一直开到波士顿的海滩。他还学着迈克尔·杰克逊，自创了一套“张氏劲舞”。总之“很疯狂”。

　　199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念了几年的物理学博士后之后，张朝阳突然感到学了很多年的物理学并不太适合自己。“在物理实验中，我发现，我是个操作型的人，特别注重结果，不能容忍搞一套理论，而这套理论要在100年之后才能得到验证。”

　　张朝阳后来说，在教育这条路上，自己走的太远了。当他还整天埋头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室时，他的很多同学都早已经到华尔街的大公司赚钱去了。也恰恰是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他发现了电子邮件、聊天这些网络应用的伟大。他自嘲，读博士是因祸得福，“把时间耽误了，却等来了互联网。”

　　“在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需要用计算机来控制实验过程，所以在网上，就是在计算机上，待的时间比较长，而计算机又是校园网都是跟互联网连起来的，所以就是跟导师沟通都是用电子邮件，然后在同学之间也用电子邮件，感觉到电子邮件包括聊天这种，尽管不是图文界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出来，浏览器还没有出来，都是打入一些符号，所以那时候就觉得互联网特别神奇，那时候就播种了，想以后可能开办一个互联网公司的想法，种子。”

　　1994年，通过哈佛亚洲年会，张朝阳结识了美国人格瑞。1995年，格瑞融资成功，在美国匹斯堡成立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取名为ISI。该公司专门收集整理波兰、俄国、中国、印度等全世界的紧急信息，供华尔街的投资人士收费观看。正是这种独特的服务内容吸引了张朝阳，几经考虑，他决定加盟ISI。不过在加盟之初，他和ISI公司有一个君子协定，“只干一年，然后自己创业”。现在看来，这是张朝阳的一个缓冲之计，他需要借此“练练手”。

　　听说张朝阳要回国了，MIT不少和他相熟的中国留学生们都觉得不能理解，因为在美国，MIT的博士学位，最起码可以保证给他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但张朝阳当时去意已决，他开车把乱七八糟的家伙事儿运到了纽约郊区的一间房子里，其中包括锅碗瓢盆桌子椅子之类的，很有点破釜沉舟的意思。回国的前一天晚上，MIT的留学生们为张朝阳搞了一个送别会，张当时的学友、如今的IDG全球常务副总裁兼亚洲区总裁熊晓鸥给他唱了一曲《送战友》，大家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心情送走了张朝阳。

　　10月31号，张朝阳把机票订在了自己31岁生日的这一天。他后来形容1995年年底的自己，“提着破箱子拿着一千美元一个月的工资回国了”。 他也曾多次渲染，自己回来的那天“北京正下着雪”。

　　狐假虎威

　　带着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证书回国的张朝阳并没有荣归故里的感觉。那个时候，大街小巷收音机里放出的音乐是他没听过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电视里正热播着的是他没看过的《渴望》和《编辑部的故事》。 在国外呆了十年，他感到自己与中国的文化有了断层，“一下接触有种夹生的感觉”。满腔的创业热情混杂着不安、焦虑、和期待，刚回北京的张朝阳在朋友家昏睡了好几天。
(本文不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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